作为文学的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as Literature）

几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去布法罗参加一个作家会议，会议由该市一群女性作家组织。这些女性对自己的写作技艺非常认真，她们写出的书和文章扎实而有价值。她们问我是否愿意在那周早些时候参加一个电台脱口秀节目，为会议做宣传——她们会和主持人一起待在演播室里，而我则通过电话连线，从我纽约的公寓里参与。

约定的夜晚到了，我的电话响了，主持人接起电话，以他这一行特有的用力过猛的欢快语气向我打招呼。他说他身边有三位可爱的女士，他迫切想知道我们对当今文学（literature）现状的看法，以及我们对他的听众有什么建议——这些听众都是文学界人士（literati），本身也有文学抱负。这番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像一块石头砸在我们中间，三位可爱的女士谁也没有开口，我认为这正是恰当的反应。

沉默在拉长，最后我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禁止再提『文学』、『文学性』和『文学界』这些词。」我知道主持人已经被告知我们是哪种作家、我们想讨论什么。但他没有别的参照系。「请告诉我，」他说，「你们对美国今天的文学体验有什么洞见？」这个问题同样遭遇了沉默。最后我说：「我们来这里是要谈写作的技艺（craft of writing）。」

他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话，于是开始搬出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索尔·贝娄（Saul Bellow）和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这些作家的名字，说我们肯定把他们视为文学巨匠。我们说这些作家恰好不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提到了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琼·狄第恩（Joan Didion）和加里·威尔斯（Gary Wills）这些人。他从没听说过他们。其中一位女士提到了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太空英雄》（The Right Stuff），他也没听说过。我们解释说，这些是我们欣赏的作家，因为他们善于驾驭当天的议题和关切。

「可是你们就不想写点文学性的东西吗？」主持人说。三位女士说，她们觉得自己已经在做令人满意的工作了。节目再次陷入停顿，主持人开始接听听众的电话，而所有听众都对写作的技艺感兴趣，想知道我们是怎样写作的。「然而，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主持人对几位来电者说，「你们难道就不曾梦想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吗？」他们不梦想。他们没有这样的梦——无论是在万籁俱寂的深夜，还是在其他任何时候。这是史上最糟糕的电台脱口秀之一。

这个故事概括了任何非虚构写作者都会认得的处境。我们这些试图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写好的人，或者试图教学生把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写好的人，被困在了一个时间错位（time warp）里：在那里，文学按定义仍然只包括那些在 19 世纪被认证为「文学性」的形式：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然而，如今作家们写作并销售的东西、图书和杂志出版商出版的东西、读者需要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

这种转变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例子来证明。其中之一就是「每月一书俱乐部」（Book-of-the-Month Club）的历史。1926 年哈里·舍曼（Harry Scherman）创办该俱乐部时，美国人几乎接触不到好的新文学作品，主要读的是像《宾虚》（Ben-Hur）这样的垃圾。舍曼的想法是，任何一个有邮局的小镇就相当于有了一家书店，于是他开始把最好的新书寄给他新招募的遍布全国的读者。

他寄出的书大部分是小说。该俱乐部从 1926 年到 1941 年选出的主打书目（main selections）上满是小说家的名字：埃伦·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埃莉诺·怀利（Elinor Wylie）、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罗莎蒙德·莱曼（Rosamond Lehmann）、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薇拉·凯瑟（Willa Cather）、布思·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詹姆斯·古尔德·科曾斯（James Gould Cozzens）、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西格丽德·温塞特（Sigrid Undset）、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萨罗扬（William Saroyan）、约翰·P·马昆德（John P. Marquand）、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等等。那是「文学」在美国的高潮期。「每月一书俱乐部」的会员几乎没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逼近的脚步声。直到 1940 年，一本书才让他们意识到战争——《米尼弗夫人》（Mrs. Miniver），一部讲述不列颠之战初期、咬紧牙关坚忍不屈的小说。

这一切都随着珍珠港事件而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七百万美国人送上海外，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让他们看到现实：新的地方、议题和事件。战后，电视的问世又强化了这一趋势。每天晚上在自家客厅里看到现实的人，对小说家那种较缓慢的节奏和闪烁其词的影射失去了耐心。一夜之间，美国变成了一个注重事实（fact-minded）的民族。1946 年之后，「每月一书俱乐部」的会员主要要求的——因而也收到的——是非虚构作品。

杂志也被卷入了同一股浪潮。《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长期以来一直用小勺喂给读者大量短篇小说，作者似乎都是三个名字的人——克拉伦斯·巴丁顿·凯兰（Clarence Budington Kelland）、奥克塔维斯·罗伊·科恩（Octavus Roy Cohen）——到了 1960 年代初，它逆转了这一比例。杂志的百分之九十现在都拨给了非虚构文章，只保留一篇三名字作者的短篇小说，免得忠实读者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这是一个非虚构黄金时代的开端，尤其在《生活》（Life）杂志，它每周都刊登精心写就的文章；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它开创了诸如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和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这样的现代美国写作里程碑，从而提升了这种文体的地位；还有《哈泼斯》（Harper’s），它约到了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夜幕下的大军》（Armies of the Night）这样出色的作品。非虚构成了美国的新文学。

今天，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无论是当下还是过去——都有男男女女以高度的严肃与优雅在写作，使其向普通读者敞开。在这份事实的文学之上，还要加上所有那些曾被视为学院气的学科，比如人类学（anthropology）、经济学和社会史（social history），它们已成为非虚构作家和兴趣广泛的读者的领地。再加上近年来为美国文坛增光的所有历史与传记结合之书：戴维·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的《杜鲁门传》（Truman）和《大洋之间的通路》（The Path Between the Seas）；罗伯特·A·卡罗（Robert A. Caro）的《权力掮客：罗伯特·摩西与纽约的衰败》（The Power Broker: Robert Moses and the Fall of New York）；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的《劈开海水：金恩年代中的美国，1954–63》（Parting the Waters: 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 1954-63）；理查德·克卢格（Richard Kluger）的《报纸：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生与死》（The Pap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的《原子弹秘史》（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J·安东尼·卢卡斯（J. Anthony Lukas）的《共同点：美国家庭生活中动荡的十年》（Common Ground: A Turbulent Decade in the Lives of American Families）；埃德蒙·莫里斯（Edmund Morris）的《西奥多·雷克斯》（Theodore Rex）；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的《应许之地：伟大的黑人移民及其如何改变了美国》（The Promised Land: The Great Black Migration and How It Changed America）；亚当·霍赫希尔德（Adam Hochschild）的《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殖民非洲中贪婪、恐怖与英雄主义的故事》（King Leopold’s Ghost: A Story of Greed, Terror and Heroism in Colonial Africa）；罗纳德·斯蒂尔（Ronald Steel）的《沃尔特·李普曼与美国世纪》（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玛丽昂·伊丽莎白·罗杰斯（Marion Elizabeth Rodgers）的《门肯：美国的偶像破坏者》（Mencken: The American Iconoclast）；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的《列宁的墓：苏联帝国的最后日子》（Lenin’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的《梅尔维尔》（Melville）；马克·史蒂文斯（Mark Stevens）与安娜琳·斯旺（Annalyn Swan）的《德·库宁：一位美国大师》（de Kooning: An American Master）。总之，我这份非虚构新文学的名单，会包括所有带着信息而来、并以活力、清晰和人性呈现这些信息的作家。

我并不是说小说已经死了。显然，小说家能带我们进入别的作家无法进入的地方：进入深层的情感和内心生活。我要说的是，我对那种势利眼毫无耐心——它说非虚构不过是换个名字的新闻写作（journalism），而新闻写作不管叫什么名字都是个脏词。既然我们在重新定义文学，那我们也重新定义一下新闻写作吧。新闻写作就是首次出现在任何一种期刊（periodical）上的写作，无论其读者群是什么。刘易斯·托马斯的前两本书，《细胞生命的礼赞》（Lives of a Cell）和《水母与蜗牛》（The Medusa and the Snail），最初都是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写的随笔。从历史上看，在美国，好的新闻写作会变成好的文学。H·L·门肯（H. L. Mencken）、林·拉德纳（Ring Lardner）、约瑟夫·米切尔（Joseph Mitchell）、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以及其他几十位美国大作家，在被封进文学教堂的圣徒行列之前，都曾是职业记者。他们只是做自己最擅长的事，从不操心那该被怎么定义。

归根结底，每位作家都必须走自己觉得最舒服的路。对大多数正在学习写作的人来说，这条路就是非虚构。它让他们得以写自己知道的、能观察到的或能查得到的东西。对年轻人和学生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更愿意写那些触及自己生活、或者自己有天赋的题材。动机（motivation）是写作的核心。如果非虚构是你写得最好的领域，或者你教写作教得最好的领域，别被唬住，以为它是一种低等体裁。唯一重要的区分是好写作与坏写作。好的写作就是好的写作，无论它采取什么形式，无论我们叫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