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意味着什么（Ce qu’aimer veut dire）

「在这世上，你得比恰到好处再好上一点，才好得恰到好处。」

马里沃（Marivaux），《爱情与偶然的戏谑》（Le jeu de l’amour et du hasard）

1

一等到那些绝望的母亲挂断电话，我便抓起自己的电话，试着给她们的孩子找个落脚处。我轮番给同事打电话：多年的老朋友，专治所谓“穷途末路”案例的行家；而我，则轮到了自己扮演那个哭哭啼啼的母亲的角色。电话那头的人觉得好笑：

啊！原来是你啊！一般来说，这正是你要现身的季节！
你说他这一年缺了多少次课？三十七次！他旷了三十七次课，你还想要人收他？你是打算连手铐一起交货吗？

迪迪埃（Didier）、菲利普（Philippe）、斯泰拉（Stella）、芳雄（Fanchon）、皮埃尔（Pierre）、弗朗索瓦丝（Françoise）、伊莎贝尔（Isabelle）、阿里（Ali）——还有其他人……要说他们，救下的可不止一个学生，个个都是！妮科尔·H（Nicole H.），光她一个人，她那所高中就对所有路过身边的“折了翅膀”的孩子敞开着大门……

我甚至还在学年中途求过情。

来吧，菲利普……
是因为什么被开除的？打架！学校内外都打？连商场保安都打？还不是头一回了？这可是份漂亮的圣诞礼物啊！你尽管送过来吧，我看看能怎么办。

或者那段与 G 小姐（mademoiselle G.），那位初中女校长的对话。我找到她时，她正忙着监考一场当堂测验。两个班的学生在她眼皮底下伏案疾书。安静。专注。笔杆要么被咬在嘴里，要么在拇指和食指之间飞速打转（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可是从来没练成），有人面前摊着绿色的草稿纸，有人是黄色的……自习室里那份静谧。静得连一个“疑问”飞过都能听见。我一直喜欢午睡时的沉寂，和自习室里的安静。童年的时候，我常常把这两者混为一体。我迷恋那种不劳而获的安宁。我对“假装在写、其实备着一张白卷”这套把戏的全部门道烂熟于心。但在 G 小姐的监视下玩这种小把戏，可就难了。

她用眼角余光看到我走进来。她一动不动。她知道我从不为鸡毛蒜皮的事去打扰她，也知道一旦我冒昧登门，那很少是为了给她报什么好消息。我悄无声息地走向她的办公桌，俯身凑到她耳边，低声嘀咕着我的那一套推销词：

十五岁零八个月，复读初三（troisième，法国初中最后一年），大概从十年前起就丢了学习的习惯，因数不清的理由被开除，上个月在地铁里卖大麻（barrettes）被逮住，母亲跑了，父亲不负责任，您收下吗？

G 小姐依然不看我，她看着自己的那群羊，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可是：

但有一个条件，她嘴唇纹丝不动地低语。
什么条件？
你休想让我感谢你。

哦，我那十足英伦范儿的 G 小姐，这份沉默的允诺，是我作为老师最美好的记忆之一！那句话就藏在你那悄悄当作座右铭的话里，我是在马里沃笔下找到的，你听见没有？不是在你们那些虔诚的书籍里，是在马里沃笔下！：「在这世上，你得比恰到好处再好上一点，才好得恰到好处。」

如果我再说一句——你把那孩子一直带到了中学毕业会考（baccalauréat），那我对这种善举的效力，也就说得够多的了。

2

只要一个老师——就一个！——就足以把我们从中解救出来，让我们忘掉其他所有的老师。

至少，这是我对巴尔先生（monsieur Bal）所抱有的记忆。

他是我高二（première）时的数学老师。从举手投足来看，他是基廷（Keating）的反面；一个再没有比这更不具电影感的老师：我该说，圆滚滚的，嗓音尖细，没有任何值得留驻目光的特别之处。他坐在讲台后等我们，向我们亲切问好，而从他开口的第一句话起，我们就进入了数学之中。这堂把我们牢牢钉住的课，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基本上，就是巴尔先生在其中讲授、并且仿佛被其附身的那门学科；这让他成为一个奇异地鲜活、平静而善良的人。一种奇怪的善，它诞生于知识本身，一种自然而然要把那门让他心神陶醉的「学科」与我们分享的愿望——他根本没法想象，这门学科对我们来说竟是可厌的，或者仅仅是陌生的。巴尔整个人浸透在他的学科和他的学生之中。他带着几分数学马槽里圣婴般的心醉神迷，一种令人骇异的纯粹天真。他会被学生哄闹——这个念头恐怕从未掠过他的脑海；而想要取笑他的念头，我们也从未起过，因为他教学的幸福是那样有说服力。

然而，我们并不是温顺的听众。我们差不多全都出自吉布提（Djibouti）的垃圾坑，实在不怎么招人喜欢。我还记得几场城里的夜战，还有几场内部清算，那和温情可一点也不沾边。可只要我们跨进巴尔先生的门槛，就仿佛因为溶入数学而被神圣化了；一节课过去，我们每个人都重新浮出水面，mathematikos !（数学之魂！）

在我们相识的那一天，当最差劲的那几个炫耀着他们的零蛋时，他笑着回答说，他不信什么空集（ensembles vides）。接着，他提出了几个非常简单的题目，并把我们那些初级的回答当成无价的宝贝，这让我们大感好玩。然后，他把数字 12 写在黑板上，问我们他写的是什么。

最机灵的几个试着抖机灵：

手上十二根手指！
十二诫！

可他微笑里的那份纯真，实在让人气馁：

这是你们会考的最低分。他又补了一句：
只要你们不再害怕。再补一句：
其实，这我不再提了。我们在这儿要对付的不是会考，是数学。

事实上，他再也没跟我们提过一次会考。一米接一米，他用那一年时光，把我们一路从无知的深渊里往上拽，还乐在其中地把它当成科学本来的那口井；他始终为我们竟然还懂点什么而惊叹不已。

你们以为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可你们错了，大错特错，你们知道得多了去了！瞧，佩纳基奥尼（Pennacchioni），你知不知道你还懂这个？

当然，这种助产术并不足以把我们变成数学天才，但无论我们的井有多深，巴尔先生都把我们都带回到了井沿的高度：会考平均分。

而且，一次暗示都没有，从来没有，关于那个灾难性的前途——按那么多别的老师的说法，而且是那么久以来的说法——在等着我们的那个前途。

3

他自己是位大数学家吗？第二年，吉小姐（mademoiselle Gi）是位了不起的历史学家吗？而在我重读高三（terminale）那一年，S 先生（monsieur S.）是位无与伦比的哲学家吗？我猜是的，可说实话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的，是这三个人都被对自己所属学科的、那种富有感染力的热忱所附身。挟着这股热忱，他们来到我消沉绝望的深渊底部找我，直到我双脚稳稳地立定在他们的课堂里才撒手——那课堂后来显影为我人生的前厅。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比对别人更上心，不，他们对好学生和坏学生一视同仁，并且懂得在后者身上重新燃起理解之欲。他们一步一步地陪在我们努力的身边，为我们的进步而欣喜，对我们的迟缓从不失去耐心，从不把我们的失败看作对自己的人身冒犯，而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又那样严格，因为那是建立在自身工作的质量、坚持与慷慨之上的。至于别的方面，你没法想象比他们更迥异的老师了：巴尔先生，那么平静、那么笑容可掬，一位数学的佛陀；吉小姐则恰恰相反，一个“空中的树桩”（用我家乡话来说，就是“霹雳旋风”tron de l’èr），一股把我们从懒惰的躯壳里拽出来、拽着她一起冲进历史激流中的旋风；而 S 先生，一位多疑而尖刻的哲学家（尖鼻子、尖帽子、尖肚皮），一动不动，目光犀利，每到傍晚都让我满脑子嗡嗡地挤满了问题，我急不可耐地想要回答。我交给他冗长得过分的论文，他称之为“详尽无遗”，言下之意是说，他这位阅卷人要是能拿到更简洁的作业，会舒服得多。

仔细想来，这三位老师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从不撒手。他们绝不轻信我们自认无知的招供。（为了拼写不过关，吉小姐让我重写了多少篇论文？仅仅因为巴尔先生在走廊里撞见我一脸茫然，或者在自修室里神游天外，他就给我补了多少课？「既然闲着也是闲着，佩纳基奥尼，不如我们来做一刻钟数学？来吧，好好做上一刻钟……」）救起溺水者的那个姿势——那只不顾你垂死挣扎、硬把你往上拽的手——那只牢牢攥住衣领的、生糙而鲜活的手，是我想到他们时最先浮上心头的画面。在他们面前——在他们的学科之中——我向我自己诞生了：但是一个数学家的我，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一个史学家的我，一个哲学家的我，一个在一小时的光阴里把自己稍稍忘掉、把我“搁”进括号里、把我甩掉的那个“我”——那个直到遇见这些老师之前，一直让我感觉不到自己真的“在场”的“我”。

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他们有一种风格。他们是传授自己学科的艺术家。他们的课当然是交流的行动，但那是一种被掌握到几乎可以充作即兴创作的知识。他们的从容让每一小时都成为一桩事件，令我们能把它当作事件来铭记。简直可以说，吉小姐是在让历史起死回生，巴尔先生是在重新发现数学，而苏格拉底正是借 S 先生之口在说话！他们给我们上的课，和那天的定理、那部和平条约或那个基本观念一样令人难忘。授课时，他们是在创造事件。

他们对我们施加的影响，到此为止。至少他们表面的影响是这样。在他们所体现的学科之外，他们并不试图让我们印象深刻。他们不是那种把“对一群渴望父亲形象的青少年的影响力”拿来炫耀的老师。他们是否甚至意识到自己是解放者般的老师？至于我们，我们是他们的数学、历史或哲学课堂上的学生，也仅仅是这个身份。诚然，我们从中获得一种略有些势利的骄傲，就像是某个门槛极高的秘密俱乐部成员，但若是让他们得知，四十五年之后，他们的一个学生——多亏了他们才成为老师的那个学生——会扮演起弟子的角色，崇拜到要为他们立一座雕像，他们恐怕会是头一个吃惊的人！更何况，就像我那位白梅尼（Blanc-Mesnil）的大提琴手一样，他们一回到家，在批改我们的作业、准备他们的功课外，恐怕再也不会怎么想起我们了。他们当然还有别的兴趣中心，一种开放的求知欲，那想必滋养了他们的力量，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们在课堂上那种在场感的密度。（尤其是吉小姐，在我看来，她有一种要吞噬世界及其所有图书馆的胃口。）这些老师与我们分享的，不仅是他们的知识，更是知识本身的那种欲望！而他们传递给我的，正是那份传授知识的乐趣。于是，我们饥肠辘辘地奔赴他们的课堂。我不会说我们感到被他们爱着，但“被看重”是肯定的（用今天年轻人的话来说，就是“被尊重”），这种看重甚至体现在批改我们的作业上——他们的评语只针对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类批改的典范，是博姆先生（monsieur Beaum）——我们文科大学预科班（hypokhâgne）的历史老师——的手笔。他要求我们论文的最后一页留白，好让他用打字机——红字、单倍行距——把每篇作业的详细批注打在那里！

这些在我求学生涯最后几年里遇见的老师，与另一些老师大相径庭——那些人把学生贬为一大群毫无分量的乌合之众，合称「这个班」，谈论时只用“次”的最高级。在那类人眼里，我们永远是他们职业生涯里最差的一个四年级、三年级、高一、高二或高三班；他们从没带过比这更……更……差不多是这样。让人以为他们是年复一年在朝一群越来越不配听他们课的学生讲话。他们向校领导、向班务会、向家长会诉苦。他们那套哭丧腔调在我们心里唤起一种特别的凶悍，有点像遇难者在溺毙时拖着那位懦弱船长一同沉入水底的那种狂怒——因为正是那船长让船搁上了暗礁。（对，好吧，这只是个比方……不如说，他们主要是我们的理想替罪羊，正如我们是他们的理想替罪羊；他们那种例行公事的沮丧，在我们心里养成了一种舒坦的恶毒。）

他们当中最令人发怵的，是布拉马尔先生（Blamard 是个化名），我九岁那几年阴惨的刽子手，他让那么多“扣分”如雨点般落到我头上，以至于直到今天，当我被卡在某个办事处的长队里时，我还会把自己的叫号单看作一份布拉马尔式的判决：「175 号，佩纳基奥尼，离受表扬还是老样子，远得很！」

还有那位高三时教自然科学的老师，我得“感谢”他把开除给了我。他抱怨说「这个班」的平均分超不过 3.5/20，还冒冒失失地把原因问到我们头上。他眉毛高挑，下巴前伸，嘴角下弯：

那么，有谁能解释一下这……壮举？

我举起一根礼貌的食指，提出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我们班构成了一种统计学上的怪物（32 个学生，自然科学平均分超不过 3.5 分），要么这个骨瘦如柴的成绩，恰恰惩治了所授课程的质量。

我猜，我当时对自己挺得意。

然后就被扫地出门了。

英雄气概，但毫无用处，一个哥们儿向我指出：你知道老师和工具的区别吗？不知道？坏老师是修不好的。

于是，被踢出去了。

当然，我爸火冒三丈。

那些充满日常怨恨的岁月，真是肮脏的回忆！

4

与其把那些差生（cancre）的“妙语”搜集起来出版——它们让那么多的教师休息室开怀不已——不如去写一部良师选集。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证词：伏尔泰（Voltaire）向耶稣会士图尔纳明（Tournemine）和波雷（Porée）致敬，兰波（Rimbaud）把自己的诗作呈给伊藏巴尔（Izambard）老师，加缪（Camus）给他敬爱的小学老师马丹先生（monsieur Martin）写那些孝子般的信，朱利安·格林（Julien Green）带着温情回忆他的历史老师莱塞利耶先生（monsieur Lesellier）那鲜活生动的形象，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为自己的老师阿兰（Alain）大唱赞歌，而阿兰永远忘不了为他把哲学之门打开的儒勒·拉尼奥（Jules Lagneau），让-贝特朗·蓬塔利（J.-B. Pontalis）礼赞萨特（Sartre），萨特在所有老师中如此“独树一帜”……

如果这部选集，除了那些名师之外，还提供那位几乎人人都在求学路上至少遇见过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老师的肖像，我们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看清这门奇怪的职业所需要具备的素质。

就我所记得的，每当年轻老师被一个班级打击得灰心丧气，他们就会抱怨自己没受过“应付这个（ça）”的训练。今天的这个「那个」，是实实在在的，它涵盖的领域五花八门：失职家庭对孩子家教不良，失业和排斥造成的文化损伤，随之而来的公民价值观的沦丧，某些校园里的暴力，语言差异，宗教的卷土重来，当然还有电视、电子游戏，总之，所有那些或多或少喂养着每天早晨早间新闻给我们端上来的社会诊断的东西。

从「我们没有受过应付它的训练」到「我们不是来干这个的」，只有一步之遥，可以这样表述：「我们当老师的，不是到学校里面来替社会解决那些横亘在知识传授前面的问题的；这不是我们的本行。只要给我们配上足够数量的学监、教育辅导员、社工、心理医生，总之各色各样的专业人员，我们就可以认认真真地教授那些我们花了那么多年研究的学科了。」这些诉求再正当不过，而历届部长们则以预算有限相对。

于是，我们进入了师资培训的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将越来越侧重于与学生的沟通技巧。这种帮助是不可或缺的，但如果年轻老师们指望它提供一套规范话语，好让他们解决课堂上冒出来的所有问题，那他们正要走向新的幻灭；那个他们没受过训练的「那个」，是顽固不化的。说句实话，我担心「那个」永远也不会被完全拎清楚，担心「那个」的本质，与客观构成它的那堆要素之总和，不是一回事。

6

认为教学可以毫不费力，这种想法来源于一种对学生的空灵想象。教育学的智慧本应该把差生（cancre）呈现为最正常不过的学生：正是他，充分证明了教师这个职业的意义——因为我们有一切要教给他，首先要教的，就是“必须学习”本身！然而，事实远非如此。自有学校以来的洪荒时代，被视为“正常”的学生，一直是那个对教学抵触最少的学生：他不怀疑我们的知识，不考验我们的能力，一个早在战前就被拿下的学生，天生具备立时领悟的本领，免去我们到处寻找通往他那颗“小脑袋瓜子”的路径；一个天然地被学习的必要性所占据的学生，在我们的课堂时间里就不再是那种闹腾的毛孩子，或什么问题少年；一个打娘胎里就深信：若不想活在一片捕食者的丛林里，就得用理性去驯服自己的欲望和情绪；一个确信智性生活是快乐的源泉，可以无穷变化、推向极致——而我们大多数别的快乐，要么命定于重复的单调，要么命定于身体的磨损；总而言之，一个已经懂得“知识是唯一的解决方案”的学生：它有解于无知的奴役，也是我们本体论意义上孤独的、唯一的慰藉。

每当我听到「我的一切都归功于共和的学校！」这句话时，这副理想学生的形象便浮现在我脑际的空灵之处。我并不是要质疑说出这话的人的那份感激。「我父亲是工人，我的一切都归功于共和的学校！」我也不是要贬低学校的功绩。「我是移民之子，我的一切都归功于共和的学校！」

但那是超过我控制的事：一听到这种当众感恩的告白，我就会在脑海里放映一部胶片——一部正片——它诚然是献给学校的荣耀，但尤其是献给那个孩子的荣耀：他仿佛从幼儿园的第一小时起就明白，共和的学校随时准备为他担保未来，只要他做学校期待他做的那种学生。而那些辜负这份期待的人，是可耻的！于是，一个小声音开始在我脑子里为这部电影配旁白：

没错，老兄，你确实欠共和的学校很多，甚至太多了，但不是一切，不是一切，就这一点你搞错了。你忘了机缘的任性。比方说，你也许是个天资高于平均的孩子。或者是个由充满爱意、意志坚定、目光敏锐的父母养大的年轻移民，就像我那位朋友卡希娜（Kahina）的父母那样——他们希望自己的三个女儿独立、有文凭，这样将来就不会有哪个男人像对待她们那一代女人那样对待她们。相反，你也可能像我那位老友皮埃尔（Pierre）一样，是一场家庭悲剧的产物，在学业中找到了唯一的救赎，一头扎进书堆里，好在课堂的这段时间忘掉回家之后等着他的东西。或者，像明娜（Minne）那样，是个被哮喘囚笼困住的孩子，渴望立刻学会一切，好从病床上飞出去：「学习是为了呼吸，她跟我说，就像打开窗户那样，学习是为了不再窒息，学习、阅读、写字、呼吸，打开越来越多的窗户，空气，空气，我向你发誓，学业是唯一能让我飞出哮喘的方法，我才不管老师教得好不好呢，离开病床，去上学，数数，乘法，除法，学三一律，编织孟德尔的定律，每天多知道一点东西，这就是我想要的，呼吸，空气！空气！」除非你天生拥有热罗姆（Jérôme）那种爱开玩笑的狂傲：「自从我学会了读书和数数，我就知道这世界是我的了！十岁那年，我在外婆的旅馆饭店里泡整个周末，借口帮忙跑堂，实则是拿各种难题去考客人：路易十四几岁去世的？什么是表语形容词？123 乘以 72 是多少？我最喜欢的回答是：不知道，可你会告诉我的。十岁就比当地药房老板或本堂神父知道得还多，那可太好玩了！他们拍着我的小脸，心想把这小子脑袋拧下来，我乐坏了。」

优秀的学生们，卡希娜、明娜、皮埃尔、热罗姆，还有你，还有我的朋友弗朗索瓦丝（Françoise）——她从小就是边玩边学会了所有东西，毫无拘束——啊！她那令人瞠目的、一本正经地玩的本事！——一直玩到考上古典文献学高级教师会考（agrégation），仿佛那不过是“千欧元问答游戏”。他们是移民、工人、职员、技术员、小学教师或大资产阶级的子女，彼此各不相同，这些朋友，可个个都是优秀的学生。共和的学校认得你和他们，这本来就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而它也帮助了你，让你成为今天的你！它要是连这都做不到，那才真叫见鬼！你觉得共和的学校丢在路边的人还算少吗？

过甚其辞地颂扬学校，其实就是悄悄地奉承你自己：你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自诩为理想学生。这样一来，你就掩盖了那无数让我们在获取知识上如此不平等的参数：环境、周围的人、疾病、气质……啊！气质的谜题！

「我的一切都归功于共和的学校！」

莫非你是想把自己的天赋装扮成美德？（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把你的成功归结为意志、坚韧、牺牲的问题，这就是你想要的吗？诚然，你是一个用功而坚持不懈的学生，功劳确实归于你，但同样也是因为，你早早便享有了自己理解力的天赋，从第一次面对学业起就尝到“弄懂了”的巨大喜悦，而“努力”本身就带着这份喜悦的承诺！在我坐到书桌前、被我“我是笨蛋”的自我认定压垮的时候，你坐在你的书桌前，浑身因急不可耐而颤抖，这种急切也是要赶紧去干下一件事，因为我做到睡着的这道数学题，你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家庭作业，那曾是你们心智的跳板，却是我心智陷进去的流沙。它们在你们身后留下空气般的自由，连同大功告成的满足感；而给我留下的，则是对无知的一脸茫然，用一堆仔细划出的、骗不了任何人的线，把一张模糊的草稿伪装成最终誊清的作业。到头来，你是个用功的学生，我是个偷懒的学生。那么，懒惰原来就是这么回事？这种陷进自己内部的沉没？那么“用功”又是什么？那些好好用功的人是怎么做到的？他们那股劲从哪儿来的？这是我童年的谜。努力——我曾在其间自我湮灭的努力——对你而言，从一开始就是成长的担保。你我都不曾知道皮亚杰（Piaget）那句如此清晰的话——「必须成功，才能理解」，也不曾知道你我都是这个公理的活的例证。

这种理解的热情，你一生都在执着地延续着，你做得漂亮极了。它直到今天还在你眼里闪光！谁要是拿这个说你，那是个眼红的蠢蛋……但我求求你，别再拿你的天赋去冒充美德了，这会搅浑水，会把已经够复杂的教育问题搅得更乱（这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性格缺陷）。

你知道你到底是什么吗？

你是一个“糖果学生”（élève friandise）。

当了老师之后，我正是这样（在心里）称呼我的优秀学生的，这些稀罕的珍珠，当我在班里发现一个的时候。我深爱我的糖果学生们！他们让我从别的学生那里缓过气来。也激励着我。那个领悟最快、回答最准、而且往往还带着点幽默的人，那双亮起来的眼睛，还有那种从容中的含蓄——那是智慧至高的优雅……比方说小诺埃米（Noémie）吧（对不起，是大诺埃米，她如今已经上高二了！），去年，她的法语老师在她成绩单上向她致谢：「谢谢」，就两个字。他是找不到更溢美的评语才写这个的：*诺埃米 P.，法语 19/20，谢谢。*这是公正的：共和的学校欠诺埃米很多。正如它欠我的小表弟皮埃尔一样——皮埃尔刚向我们宣布，他在会考里拿了“优秀”评语，然后就要回一艘帆船上去，迎战 2007 年 7 月上旬这几天格外凶暴的大海：「比考试更强的刺激……」，他那漂亮的朗笑仿佛在对我们说。

是的，我一直喜欢好学生。

我也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有属于自己的折磨：绝不能辜负大人们的期望；当那个傻蛋某某独占第一名时，只拿第二会让他们窝火；从老师讲课的毛糙里猜出他的底细，因而在课堂上有点无聊；还得忍受差生们的讥讽或嫉妒，被指控与权威沆瀣一气；除此之外，和其他孩子一样，还要加上成长中那些寻常的尴尬。

一幅糖果学生的肖像：菲利普，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初一（sixième）学生，一个十一岁的竹竿似的菲利普，耳朵支棱着，戴着一副巨大的牙套，说起话来像蜜蜂一样嗡声嗡气。我问他是否真正吸收了头天我们讲的那个“本意语言”与“比喻语言”的概念。

本意语言和比喻语言？当然了，先生！我甚至有一大堆例子要举给您听！
请讲，菲利普，我们洗耳恭听。
好，那么，听好了，昨晚家里来了客人。我妈妈是用比喻语言介绍我的。她说：「这是菲利普，我的小老幺。」我是最小的，没错，至少现在是，但一点也不“小”，按年龄来说块头还偏大呢！「他的胃口小得跟鸟儿似的。」这也太傻了，据说鸟儿每天要吃下相当于自己体重的食物，而我几乎什么都不吃。她还说，我老是心不在焉、魂不守舍，可我明明就在那儿，坐在桌边，就坐在他们中间，谁都可以作证！而对我，她只用本意语言说话：「闭嘴，把嘴擦干净，别把胳膊肘搁在桌上，祝你晚安，去睡觉……」——她对我说的句句都是大白话。

菲利普由此得出结论：比喻语言是女主人用的语言，本意语言是当妈的用的语言。

还有老师，先生，他纠正道，还有老师对学生用的！

我不知道我那位口齿不清的菲利普如今成了什么样，这个糖果学生的原型。他一辈子在干什么？当老师？我希望如此。或者，更好的是，在高等师范学校（Normale Sup）或某所大学师范学校（IUFM）任职，负责教那些未来的老师认识“学生本来的样子”这个现实。但也许他已经丢了教学的天赋。也许人们觉得他太有创意，不适合教书；也许他已经睡着了；也许他已振翅远飞……

7

所以，学生本来的样子，一切都在于此。

「小心啊，我动笔写这本书时，朋友们提醒我，学生和你小时候相比，已经大大地变了，甚至和你停止教书的这十来年相比也是！他们完全不是同一拨人了，你知道吗！」

既是，也不是。

他们是我五十年代末那个年纪的孩子和少年，这至少是一个共同点。他们照样起得那么早，作息表和书包照样那么沉，而他们的老师，无论好坏，仍然是他们餐桌谈话里的佳肴，这是另外三个共同点。

啊！有一个不同：他们比我童年时人数更多了——在我小时候，很多人读到小学毕业证书（certificat d’études）就停了学。而且他们肤色各异，至少在我的街区如此，那里住着那些缔造了今日巴黎的移民。人数和肤色确实是显著的不同，可一离开二十区，这些差异就淡下去了，尤其是肤色的差异。越往下走、从我们的山丘朝巴黎市中心去，有色的学生就越来越少。先贤祠两侧的中学里，几乎再看不到他们。在我们的市中心，黑肤色的学生很少——大约就剩“慈善”的比例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六十年代那所白皮肤的学校。

不，今天的学生与昨天的学生之间根本的差异在别处：*他们不穿大哥哥们的旧毛衣。这才是真正的差异！我妈妈给贝尔纳（Bernard）织过一件毛衣，贝尔纳长大了，就把它转给我。我们的哥哥杜梅（Doumé）和让-路易（Jean-Louis）也这样。妈妈的「绒线衫」构成了圣诞节雷打不动的惊喜。没有牌子，没有“妈妈牌毛衣”*的标签；可我们那一代的大多数孩子，穿的都是妈妈牌毛衣。

今天，不行了；是市场化的“奶奶”在打扮大人和小孩。是她给每个人穿衣、喂饭、解渴、穿鞋、理发、配备行头，是她给学生披挂满身电子设备，把他架上轮滑鞋、自行车、助力车、摩托车、滑板车，是她让他分心，给他信息，给他接线，给他接上永不间断的音乐输液管，把他撒向一切可消费的宇宙的四面八方，是她哄他入睡，是他唤醒他；而当他在教室里坐下时，是她在他的口袋深处震动，好让他安心：我在这儿，别怕，我就在这儿，在你的手机里，你不是学校这座“隔都”的人质！

8

有一个孩子死了，在七十年代。让我们叫他“儒勒孩子”（l’enfant Jules）吧，用的是儒勒·费里（Jules Ferry）的名字，这位 1878 至 1883 年间的公共教育部长。我们装作“儒勒孩子”是不死的、来自万古洪荒的，可他才诞生不过一个多世纪，而我惊愕地意识到，他活过的时间还比不过我的老妈妈。他大约于 1760 年由卢梭（Rousseau）以“爱弥儿（Émile）”之名的某个心智原型所构想，一个世纪后由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接到人间——雨果以把孩子们从新兴工业世界禁锢他们的劳役中夺回来为己任：「孩子的权利，就是成为人，雨果在《见闻录》（Choses vues）中写道；造就人的是光明；造就光明的是教育。因此，孩子的权利就是免费、义务的教育。」1870 年代末，共和国让这个孩子坐进了世俗、免费、义务学校的板凳上，好让他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读、写、算、推理，成为一个清醒意识到自己个体与民族身份的公民。儒勒孩子有两顶帽子：在课堂上他是学生，在家里他是儿子或女儿。教育归家庭负责，智育归学校负责。这两个世界几乎互不相通，儒勒孩子的世界也是如此：他对青春期那令人恐惧的萌动没有任何指引，对异性种种特殊性充满种种猜测，他想象得很多，靠自己手边的一切材料自我校正；至于他的游戏，多数仅仅凭他想象的能力。除了极少数例外，儒勒孩子并不参与成人情感上、经济上或职业上的种种挂虑。他不是社会的雇员，不是家庭的知己，也不是老师们的谈话对手。当然，和一切世界一样，这个如此紧束的社会也只是表面简单；情感经由无数的缝隙渗漏进来，为它赋予属于人的复杂性。只是，儒勒孩子的权利仅限于受教育的权利，他的义务则是做个好儿子、好学生，必要时做个好死者：六百万个儒勒孩子组成的军队里，有 135 万在 1914 至 1918 年间被杀戮，其余的大多数也没能完好地归来。

儒勒孩子活了一个世纪。

1875-1975 年。

大致如此。

在 19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被从工业社会夺走，一个世纪后，他却被交给了商业社会，后者把他变成了一个“消费儿童”（enfant client）。

9

今天，我们这颗星球上有五种孩子：在我们这里的“消费儿童”，在别处天空下的“生产儿童”，还有别的地方的“儿童兵”、“雏妓”，以及地铁弧形广告牌上那个“垂死儿童”——他的形象，会周期性地把饥饿与遗弃的眼神，压到我们的倦怠之上。

这五种，全都是孩子。

被工具化的，也全都是。

10

在消费儿童里，有些拥有父母的钱财，有些没有；有些掏钱买，有些自己想办法。无论哪种情形，由于手里的钱很少是自己劳动挣来的，这位年轻的买家便毫无对等地获得了所有权。消费儿童正是如此：一个孩子，在大量与父母或老师相同的消费领地（衣着、饮食、电话、音乐、电子产品、出行、休闲……）上，不费吹灰之力便抵达了私人财产的彼岸。这样一来，他就扮演着与抚养和教育他的大人同样的经济角色。他像他们一样构成市场的巨大部分，像他们一样让货币流通（那些钱不是他的，这一点不在考虑之列）；他的欲望和他父母的欲望一样，必须持续地被撩拨、被翻新，这台机器才能继续运转。从这个角度看，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十足意义上的客户。跟大人们一样。

自主的消费者。

打从他还是个孩子的最初欲望起。

他的欲望得到满足，被当作衡量人们爱他多少的标准。

大人，哪怕矢口否认，对此也几乎无能为力；商业社会就是这么运转的：爱你的孩子（在我们这儿，这个孩子是那样地被渴求，以至于他的出生在父母心里挖出一笔无底的爱债），就是爱他的欲望；而这些欲望很快就以基本需求的面貌呈现：对爱的需求也好，对物品的欲望也罢，其实是同一回事，因为这爱的证明，就是要靠买下那些物品来实现。

生孩子的欲望……

咦，这是今天的孩子与我这个当年的孩子之间的又一个差异：我是不是一个被“渴求”的孩子？

被爱，是的，以我那遥远年代的方式去爱，但被渴求？

我那刚过了百岁生日的老妈妈（看来我这本书实在写得太慢），如果我随口问她一句，她会露出什么表情：

对了，妈，你当年渴求过我吗？
……什么？
是的，你没听错：我是不是你和爸爸——你们俩——明确想要的孩子？

我看见她的目光落到我身上。我听见随之而来的长长沉默。然后，以问还问：

跟我说说，你自己，你过得还好吧？

如果我刨得更深一点，至多也只能得到一些就事论事的细节：

那时正在打仗，你父亲在休假，他把我们——你三个哥哥和我——送到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然后就去普罗旺斯随美国第七集团军登陆了。你就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

或者，作为一位地道的南方母亲：

我有点担心你会是个女孩，我一直更喜欢男孩。

但要问起我是不是被渴求的——没有。在那个年代，在我家里，有一个形容词专门用来形容这类问题：它们是荒唐（saugrenues）的。

好，让我们回到消费儿童。

而且把事情说清楚：描绘他，我并不是要把他刻画成一位可鄙的、没脑子的纵欲享乐者，我也不是在鼓吹回到妈妈牌毛衣、洋铁皮玩具、打补丁的袜子、家庭的沉默、奥吉诺（Ogino）避孕法，以及一切让今天的年轻人把我们那一代想象成黑白电影的东西。不，我只是在问：如果机缘让我生在，比如说，大约十五年前，我会是哪种差生。这上边没有任何疑问：我会是一个“消费型差生”。既然没有智力的早熟，我就会转向那种商业成熟，它赋予青少年的欲望与他们父母同样的合法性。我会把它变成一桩原则问题。我能听见自己的声音：你们有自己的电脑，我可有权有自己的！尤其是当你们不希望我碰你们的电脑时！而人们会让步的。出于爱。被糟践的爱？说起来轻巧。每个时代都把自己的语言强加给家庭之爱。我们的时代规定的是物品的语言。别忘了市场奶奶的诊断：「这关系到他的身份认同。」就像我在各处听到的许多孩子或青少年那样，我会懂得怎样说服我妈，我对群体的趋同、因而我个人的平衡，都取决于这样或那样的一次购买：

妈妈，我必须要有最新款的 NNN！

我妈妈会愿意把我变成异类吗？我可怜的成绩还不够吗？真有必要再加一把火吗？

妈妈，我向你保证，不然我会像个倒霉蛋的！（更正：「倒霉蛋」这个词有点过时了），我会像头土鳖（bolos），*这怎么行！（放到米歇尔·奥迪亚尔（Michel Audiard）那个年代，他会说凯子（cave）*或怂包（loquedu）。「妈，你要是不给我买这双鞋，他们会拿我当凯子的！」）

而我那充满爱意的妈妈，会让步的。

只是，十五年前的我，还会是一个四兄弟家庭的老幺吗？还会有人渴求我吗？会给我发放出世的签证吗？

跟别的一切一样，这是预算问题。

11

今日年轻老师没受过准备的「那个」当中，有一项，就是与一班“消费儿童”面对面。诚然，他自己也曾是其中之一，他自己的孩子也是，但在那间教室里，他是老师。作为老师，他感受不到那份融化他父亲之心的爱债。学生可不是一个被渴求到让教员们感激涕零的孩子。在这里，我们处在学校、初中、高中，可不是在家里，更不在商业街：我们不是用礼物去满足肤浅的欲望，而是用义务去满足基本的需求。受教育的需求尤为难以满足，因为先得把它唤醒！对老师来说，这是项艰辛的任务，这个欲望与需求之间的冲突！而对那位年轻的客户来说，前景也是苦涩的：不得不去操心自己的需求，牺牲自己的欲望：清空脑袋，以塑造精神；拔掉插头，以接通知识；拿机器的伪“无所不在”去换知识的普遍性；忘却那些廉价的闪光小玩意，去消化那些无形的抽象。而且还得为这些学业知识买单——而欲望的满足，则不需要他付出任何代价！因为，这个从儒勒·费里继承下来的免费教育悖论：共和的学校今天仍然是商业社会里最后一个让消费儿童必须付出自己（payer de sa personne）、接受等价交换的地方：用功课换知识，用努力换学识，用孤独的思考练习换通往普遍性的入口，用完整的在校在场换一个含糊的未来承诺——这就是学校对他的要求。

既然好学生仗着自己权衡事物的本事对这种情况心满意足，差生又何必接受它呢？他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商业成熟”的地位，去当那个他认为幼稚至极的“听话学生”呢？在这个从早到晚都以感觉和交换的形式、免费为他呈上各种知识替代品的社会里，他为什么要去学校付这个钱？就算他在课堂上是个差生，可当他锁在自己房间里，坐在游戏机前时，难道他不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宰吗？一直聊到清晨，难道他不觉得自己正在与整个地球交流吗？他的键盘难道不是在许诺他触到所有他渴望的知识吗？他与虚拟敌军作战，难道不是给他一种惊心动魄的生活吗？他为什么要拿这个中心位置，去换一张教室里的椅子？当他把自己锁在房间、与亲人和学校隔绝、称王称霸的时候，为什么要去忍受大人们俯身看他的季度成绩单时投来的那种谴责的目光？

毫无疑问，如果当年那个差生我是生在十五年前，如果他的母亲没有对他哪怕最微小的欲望让步，这一次，他会把他家的现金盒搜刮一空——但那是为了给自己买礼物！他会给自己弄一套最新式的逃逸设备，任凭自己被屏幕吸进去，溶化其中，在时空里冲浪，既无束缚也无边界，没有作息，没有地平线；他会没完没了、语无伦次地和另一个自己聊个不休。他会爱上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虽然不向它的差生们担保任何未来，却有大量让他们得以取消“当下”的设备！他会成为这样一个社会的理想猎物：这个社会成功地做到了一件事——把人去身体化，制造出年轻的肥胖者。

12

我？一个去身体化的年轻肥胖者？（哦！老天爷，他又来了……）
谁准你替我说话？

见鬼，我干吗要提起他，那个我曾经的差生，那个我身上难以根除的自我记忆？我终于写到了最后的几页，自从关于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en）的那场对话之后，他就一直没来烦我，可这会儿，我却又把他召回到我的美好回忆里来！

回答我！你凭什么认为，如果我生在大约十五年前，就会是你说的那个超级消费的差生？

毫无疑问，就是他。总是要别人给解释，而不是提供结果。好，来吧：

我写点什么，从什么时候起需要你的准许了？
从你对差生信口开河的时候起！论当差生，我可是专家，我觉得！
我们是不是自己遭受过什么，就是什么的专家？病人难道就非得顶替大夫，差生就非得顶替他们的老师不成？

把他往这个方向赶是没用的，他会让我在这上头涂黑好几页纸。赶紧了结：

就算你说得对。照你说，你今天会是个什么样的差生？
说不定，今天我会混得很好呢！人生可不只有学校，你想不到吧！你从一开头就拿学校跟我絮叨，可明明还有其他出路！你有一大堆朋友，在学校之外混得风生水起。这些也该说说啊！瞧瞧贝特朗（Bertrand）、罗贝尔（Robert）、迈克（Mike）和弗朗索瓦丝：他们很早就从学校开溜了，混得可好了。他们不是活得挺美吗，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不行？也许今天的我，会是个电子游戏冠军呢，谁知道！
是吗？这个前景让你发怵了吧——你可是连一台电脑都搞不定的人！你想要我当差生，对吧，非当不可。还要当开锁撬柜的贼！这是为了论证的需要？好吧，行，要是我生在十五年前，我会是个差生，你班上最差的那个，而你就会满嘴跑火车：「没人教我应付这个，没人教我应付这个」，这样你满意了吧？
反正，我本来会不会是别的什么，那不是问题所在。
那问题是什么？
那个让年轻教师声言自己没受过训练的「那个」，其真实本性，这就是唯一的问题，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
有答案了吗？
老掉牙的答案：老师们没有准备好迎接知识与无知之间的碰撞，就这么回事！
愿闻其详。
没错，什么丧失参照、什么暴力、什么消费，这一摊子话，都是今天的解释；明天又会是别的东西。况且你自己也说过了：「那个」的真实本性，是无法归结为客观构成它的那些要素之和的。
这并未告诉我们它到底是什么。
我刚跟你说过了：知识与无知相撞！撞得太狠了。这就是「那个」的真实本性。你在听吗，嗯？
我听着，我听着。

我听着，接着他站到台上，信心十足得不能再足，开始一堂高谈阔论，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的意思是，「那个」的真实本性，就在于“被构想的知识”和“被经历的无知”之间永恒的冲突：老师们完全无法理解他们的差生们身处其中的无知状态，因为他们自己当年也是好学生，至少在他们所教的那门学科上是如此！老师们最大的劣势，就在于他们无法想象自己不懂自己所懂的东西。无论当初获取知识时吃过多少苦，一旦知识被掌握，它们就成了他们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从此他们把知识看作理所当然（「可这是显然的，瞧见没！」），无法想象对某些人而言，这些知识是绝对陌生的——那些人恰恰在这一特定领域，处于无知的状态。

就拿你自己来说吧：你当年学一个字母* a 花了整整一年，今天，你还能想象自己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吗？不能！正如没有哪个数学老师能想象自己不知道 2 加 2 等于 4 一样！可是曾有一段时间，你是不识字的！你在字母表里摸爬滚打。可怜兮兮的！吉布提，你还记得吗？我是不是该提醒你，就在不那么遥远的某段时光，你觉得你女儿爱丽丝（Alice）——如今读的书可比你还多——在读学校塞到她眼前的第一批课文时，是带着不耐烦的？蠢货！不称职的父亲！你忘了这种困难也曾是你自己的！而且在这件事上，你比你女儿迟钝了不知多少倍！可一旦成了大人、成了知者*，这位先生却对一个正在学习的小女娃不耐烦起来！你的教师的知识和你父亲的忧虑，让你干脆利落地失去了对无知的感知！

我听着，我听着。以这样的速度开跑，我知道什么都拦不住他。

你们当老师的，全都一个样！你们缺的，是“无知课”！人们让你们考各种类型的考试和会考，考的全是你们已有的知识，可你们首要的品质，本该是去设想*那个不懂你所懂之物的人的状态！*我做梦都想有一场中学或高中教师资格会考（Capes / agreg），让考生回忆一次学业上的失手——比如数学上突然的坠落，在初三或高一——然后去找出那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会归咎于当时的那位老师。
这不够！把错推给老师，我懂，我干过。应该要求考生挖得更深，真的找出那年他为什么崩了。往他自己身上找、往他周围找、用他的脑子、他的心、他的身体、他的神经元、他的激素去找，往一切地方找。也让他记起他是怎么爬出来的！他用了哪些办法！那著名的“资源”！他的那些资源藏在哪里？长什么样？我还要走得再远些：应该问问那些见习老师，他们为什么选了这门而不是那门学科。为什么教英语，而不教数学或历史？因为偏好？那就让他们去自己不喜欢的学科那边刨一刨！让他们记起自己在物理上的短板、在哲学上的废物、在体育上的蹩脚借口！总之，那些自诩要教书的人，必须对自己当初的求学生涯有一个清晰的视野。他们得稍稍感受一下无知的状态，才有一丝可能把我们从无知里带出来！
如果我没理解错，你是建议从差生里招老师，而不是从好学生里招？
为什么不行？如果他们闯出来了，并且还记得自己当初是哪个学生，为什么不行？说到底，你欠我很多呢！
是吗？
不是吗？我觉得，在教育这件事上，你欠我的可是一大笔。你得先当过一次差生，才能当得上老师，不是吗？说老实话。如果你当年在课堂上如鱼得水，你会去做别的事。事实上，你是换了身老师的皮囊，又回到了吉布提的垃圾坑，去把其他的差生捞出来！而你能做到，全是靠我！因为你知道我的感受。这本身也是一种知识，你不觉得吗？

（他要是以为我会让他讨到这份好……）

我倒觉得，你打着“同理心”的义务来烦我们，这套东西恐怕会惹恼不只一位老师！你要是早点儿真正振作起来，你自己早就脱身了！

这下，他恼羞成怒，火冒三丈。先是因为他没听懂「同理心」这个词，后来，等解释明白了，他又懂得太透。

别提什么同理心！谁在乎你们的同理心！你们的同理心，反倒会把我们淹个半死！没有人要求你们把自个儿当成我们，人家要求你们去救那些没本事向你开口求救的孩子，这你能懂吗？人家要求你们，在你们所有的知识之外，再加上对无知的直觉，还得去“打捞差生”，这才是你们的活儿！等你们教会了差生自己去振作，差生才会振作起来！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所有要求！
这个「我们」，是谁？
是我！
啊，是你……那么，你这个专家，对这个无知的状态，又有什么高见？
我会说，那不是你想象的巨大黑洞。恰恰相反。它是一个跳蚤市场，在那里你什么都能找到——唯独找不到学习老师所教内容的欲望。差生从来不会把自己体验成无知者。我不觉得自己无知，我只觉得自己蠢，这是很不同的！差生把自己体验成不配，或者不正常，或者反叛，或者干脆无所谓，他把自己体验成已经知道一大堆别的玩意，而不是你们声称要教他的东西；但他绝不会把自己体验成“不懂你所懂的东西”！他很快就对你的知识不再感冒了。他已经对它哀悼过了。有时这是一种痛苦的哀悼，但，怎么说呢？维持这种痛苦，比治愈它的欲望更让他忙个不停，这很难理解，但事实如此！他把自己的无知当成他的内在天性。他不是*一个数学学生，他是一个数学废物，*就这样。既然他需要补偿，他就会在别的领域出彩。开锁撬柜，在我这儿。再稍稍砸砸场子。而当他被警察逮住，社工问他为什么不在学校好好念书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
*和老师一模一样，*分毫不差：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学校不是给我开的，我不是干这个的料，这就是他的回答。而且他也一样，毫无意识地，说着无知与知识之间那可怕的碰撞。这和老师们的「那个」是同一个。老师们自认为没有准备好，会在自己教室里撞见一些认为自己不该待在那里的学生。两边，是同一个「那个」！
那么，既然同理心被否了，又拿什么来补救「那个」呢？

这一回，他犹豫得厉害。我得逼他一逼：

来吧，你这个没学过却什么都知道的人，那办法是什么——如何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教书？有什么方法吗？
方法有的是，简直要多少有多少，只有方法！你们一天到晚躲进方法里，可内心深处你们很清楚，光有方法是不够的。它缺了某样东西。
它缺什么？
我不能说。
为什么？
那是个脏词。
比「同理心」还脏？
没法比。一个你在学校、高中、大学，或者任何跟它们沾边的地方，绝对说不出口的词。
那究竟是？
不，真的不行……
唉，说吧！
我不能说，我告诉你！你要是说教育时蹦出这个词，你会被当场唾骂的。
爱。

13

没错，在我们这儿，谈教育时提到爱，是不合时宜的。你试试看。就像在绞死人的家里谈起绳子一样。

还是用隐喻吧，来描绘那种驱动着吉小姐、妮科尔·H、我在前面这些篇章里反复讲到的那些老师、以及大部分请我去他们课堂上的老师，还有所有那些我不认识的、不知疲倦的老师们的爱。

那么，用隐喻。

而且是一个带翅膀的隐喻。

韦科尔（Vercors），又一次。

去年九月的一个早晨。

九月最初的几天。

我在这本书的不知哪一页上睡沉了。醒来时急着要继续写。我正准备跳下床，一阵微妙的嘈杂把我拦住了。屋子四周一片叽叽喳喳。数不清的啁啾声，既密集又极为纤细。啊！对了，燕子要南飞了！每年大约这个时候，它们都在电线杆上聚会。田野和路边铺满了“五线谱”，就像一张低价明信片上的画。大家正准备迁徙。这是重逢的喧嚣。那些还在天上盘旋的，向已经落在电线上、浑身因渴望地平线而颤栗的同伴请求“对齐入列”的许可。快点快点，走啦！来了来了！它们飞得非常快。它们来自北方，希尔柯克式的大军压境，目标是南方。可巧，这恰是我们卧室的朝向：北、南。北面一扇天窗，南面一扇双扇大窗。而每年都是同一出悲剧：被这一排齐齐整整、透明透亮的窗户骗了，一大批燕子直直撞在天窗上。于是，今天上午不写了。我打开北面的天窗和南面的双扇窗，重新钻进被窝，于是我们俩一上午就有事干了：看着一群又一群燕子穿过我们的房间，它们忽然安静下来，也许是被这两个躺着检阅它们的人吓住了吧。只在双扇窗的左右两侧，两扇细细的立式小窗还是关着的。两扇小窗之间的空间很宽，足够天下所有的鸟穿过了。可从来不出意外，总有三四只傻鸟非要去撞那两扇小窗不可！这就是我们的差生比例。我们的“离经叛道者”。我们不排成行。我们不走在正道儿上。我们在边线上打闹嬉戏。结果：撞上小窗。砰！撞晕在地毯上。于是，我们俩中的一个起身，把那只撞晕的燕子拢在手心——它轻得很呢，这些骨头里装的都是空气——等它醒过来，再把它放飞，去与同伴们会合。这位被救活的燕子飞走了，还晕晕乎乎地，在重新找回的空间里忽东忽西地飞着，然后径直朝南俯冲，消失在它的未来之中。

就是这样，我的隐喻值不值的就是这个，但这就是教育中的爱所呈现的样子——当我们的学生像疯鸟一样乱飞的时候。这就是吉小姐或妮科尔·H 们倾尽一生的使命：把一大串撞得稀烂的燕子从学校造成的昏迷中救醒。我们并不总能成功，有时我们没能给某只燕子画出一条航线，有些再也醒不过来，留在地毯上，或者撞碎在下一扇窗玻璃上；它们留在我们的良知里，就像我们花园深处那些躺着一只只死燕子的、内疚的坑洞，但我们每一次都会去试，我们总会去试的。他们是我们的学生。对这一个或那一个抱有好感或反感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再真实不过了！）是无关紧要的。谁要能说清我们对他们感情的深浅，算他高明。这里所说的，不是那种爱。一只撞晕的燕子，就是要设法唤醒的燕子，没有下文。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