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西米连，或理想的罪人（Maximilien ou le coupable idéal）
老师们，他们让我们头疼，先生！
1
美丽城（Belleville）冬夜，夜幕低垂，朱利安-拉克鲁瓦街（rue Julien-Lacroix）上，我叼着烟斗，拎着购物袋，一路神游往家走，这时，一个背靠墙壁的男人拦住了我——他把胳膊往下一放，像停车场出入口的栏杆一样。心头微微一紧。
——借个火！
就这么一句，对我俩之间相隔的四十来岁年纪，没有半点顾忌。这是个十八九岁或二十岁的高大壮实的小伙子，黑人，一身横肉，装出一副假镇定，对自己的肌肉和正当的要求信心十足：他要借火，你就得给，没有二话。
我放下购物袋，掏出打火机，把火苗凑到他的香烟前。他低下头，双颊一凹，吸了一口，第一次隔着那红亮的烟头看我。就在这一刻，态度变了。他眼睛瞪圆了，手臂垂了下去，把烟从嘴边拿开，结结巴巴地说：
——哦！对不起，先生……一阵迟疑。
——您不是……？您写……您是作家，对吧？
我本可以带着一丝愉悦的战栗对自己说：好嘛，一个读者。可一个老本能在我耳边嘀咕的是另一回事：瞧，一个学生——他的法语老师八成让他啃一本马拉瑟纳（Malaussène）；再过一秒，他就要开口求我帮忙了。
——对，我写书，怎么了？果然，从不落空。
——因为我们的老师，她让我们读*《仙女，仙女……》*
好吧，他至少知道书名里有个「仙女」。
——书里讲的是美丽城，讲老太太们，还有……
——《卡宾枪仙女》（La fée carabine），对。然后呢？这时，他又变回一个在心里绞着手指的小鬼，然后才抛出那个决定性的问题：
——我们有一篇课文解析（explication de texte）要交。您就不能帮我一把，跟我说两三个要点？
我重新拎起购物袋。
——你看见你刚才是怎么跟我借火的吗？他一脸窘迫。
——你想吓唬我？他抗议道：
——没有，先生，我拿我老妈的脑袋发誓！
——别拿你老妈冒险。你想吓唬我。（我小心翼翼地不点破：他差一点就成功了。）而且我也不是今天头一个。你今天这么跟几个人说过话？
——可是，你认出了我，现在你就想要我帮你。
——可当你不用拿他们写作业的时候，人们拿你那条横在路上的胳膊怎么办？他们怕你，你就高兴，是不是？
——没有的事，先生，得了吧……
——可是你懂尊重啊；这是你每天说上一百遍的词，不是吗？你刚才对我不尊重，现在倒想让我帮你？
——你叫什么名字？
——马克斯（Max），先生。
他飞快地补了一句：
——马克西米连（Maximilien）！
——那好，马克西米连，你刚刚错过了一个好机会。我就住那儿，你看，就在那儿，莱萨日街（rue Lesage），楼上那些窗户。要是你刚才客客气气地跟我借火，我们现在已经到家了，我也会帮你做作业。可现在，不行，没门儿。
他最后一次尝试：
——得了吧，先生……
——下次吧，马克西米连，等你学会尊重别人说话的时候，但不是今晚；今晚，你把我惹火了。
2
我常常回想我和马克西米连的这次相遇。对他和我来说，都是一次奇特的经历。一秒钟之内，我先在那个小混混面前打了个寒战，又在那名学生面前找回了镇定。他呢，先为吓唬了那个小丑（bouffon）而暗自得意，随后又在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雕像前白了脸（莱萨日街，在美丽城，在我看着长大的孩子中间，有几个会开玩笑地叫我「雨果先生」）。马克西米连和我，彼此都见过对方的两种形象：让人害怕的小混混，或需要帮助的学生；可以吓唬的小丑，或可以求助的作家。幸运的是，一只打火机的火光把它们搅在了一起。一秒钟之内，我们同时既是小混混又是高中生，既是小丑又是小说家；现实由此变得复杂了。
如果我们停留在香烟那一幕，如果马克西米连没有认出我，我就会带着羞愧回到家里——竟在一个渣滓（caillera）面前感到了几分胆怯——而他则会心满意足，因为让一个老书呆子出了丑。他本可以向哥们儿炫耀，我本可以对着麦克风诉苦。生活说到底还是简单的：郊区的混混羞辱睿智的市民，一种符合当代幻想的世相。幸运的是，一只打火机的火焰揭示了一个更复杂的现实：一个有很多东西要学的少年，与一个有很多东西要教他的成年人相遇了。其中就有这么一条：马克西米连，如果你想当皇帝，哪怕只当自己内心的皇帝，就不要再玩吓唬小丑的把戏，不要给那座令人恐惧的差生（cancre）雕像再添上一克真实的分量——那座雕像是那些霸占着麦克风的假胆小鬼们，悄悄地在你的背上砌起来的。
——嗯……
我重读刚写下的文字，听见内心传来一声小小的讥笑。
——嗯，嗯，嗯……
毫无疑问，这股讽刺劲儿，还是他，从前那个差生。
——好漂亮的句子，瞧啊！马克西米连可真是上了一堂漂亮的道德课！
然后照例，还要再钉上一锤。
——有点自我满足了吧？
——换句话说，你没有帮助那个学生……
——就因为他不礼貌，是不是？
——你还挺得意？
——你的原则呢？上面宣扬的那些漂亮原则。想想吧：*对阅读的恐惧要靠阅读来治愈，对读不懂的恐惧要靠沉浸到文本里去……*诸如此类的宣言。你就坐在它们上面？
——其实，那天晚上，你在马克西米连面前把事情搞砸了！也许是你太恼火，也许是你太胆小——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尤其是累的时候。你很清楚，你本该抓住那家伙的胳膊，把他带回家，帮他做他的课文解析，有必要的话跟他好好谈谈，哪怕骂他一顿，但得是做完作业之后！回应他的请求，那才是当务之急，因为侥幸的是，有一个请求在！表述得不好？行！另有所图？所有请求都是另有所图的，你很清楚！把算计出来的兴趣转化成对文本的兴趣，这是你的工作！可是像你那样把马克西米连撂在人行道上，自己回家，那是让隔在你们之间的那堵墙继续立着，甚至是把它砌得更牢！关于这一点，有一则拉封丹（La Fontaine）的寓言。要不要我给你背一遍？你演的是主角！
孩子与教书先生（L’Enfant et le Maître d’école）
这篇故事里我想让人看清， 某个蠢人的说教纯属枉然。 有个小孩在塞纳（Seine）河边嬉闹， 一个失足，落进河水中间。 上天开恩，岸边恰有一棵垂柳， 柳枝垂落，救了他的小命。 且说他抓住柳枝挂在树上， 这时恰有一位教书先生路过； 孩子向他高喊：救命，我要淹死了。 先生听见喊声，转过身来， 不合时宜地端起一副极庄重的腔调， 开口训斥：啊，小猴崽子！ 瞧，他说，他的蠢劲把他弄到了何种田地！ 再说，谁肯照看这等顽童。 做父母的多不幸，竟要 时时提防这般小无赖！ 他们受了多少苦！我可怜他们的命运！ 说完这一切，他才把孩子拉上了岸。 我在此责备的人比人们想象的更多。 一切饶舌鬼、一切清谈客、一切冬烘先生， 都能从我这段话里认出自己： 这三类人各自都人数众多； 造物主保佑了他们这一族。 无论办什么事，他们只盘算着 怎样施展自己的口舌。 喂，我的朋友，先救我脱离危险； 你那一通高论，等会儿再讲。
3
马克西米连就是当代差生的形象。听人谈论今天的学校，本质上就是在谈论他。每年有一千二百四十万法国青少年在校读书，其中大约一百万是移民家庭的少年。姑且算二十万人陷入不可挽回的学业失败。这二十万人里，有多少人已经滑入言语或肢体暴力（辱骂教师——他们的生活因此变成地狱——威胁、殴打、毁坏校舍……）？四分之一？五万？就算这样吧。于是，在一千二百四十万学生的总人口中，0.4% 就足以喂养马克西米连的形象——那个吞噬文明的可怕差生的幻象，只要一谈起学校，它就霸占我们所有的媒体，让所有的想象力都发起烧来，连最理性的也不例外。
就算我的计算有误，要把我的 0.4% 乘以二或乘以三，这个数字依然微不足道，而我们这些成年人针对这一代青年所维持的那种恐惧，则完全可耻。
一个出身街区（cité）或外围城区某栋板楼的少年，黑人（Black）、北非裔（Beur）或失势的高卢人（Gaulois），酷爱名牌和手机，一个自由的电子，却总是成群结队地移动，兜帽一直拉到下巴，在墙上和大区快铁（RER）上涂鸦，痴迷那种节奏破碎、歌词充满复仇意味的音乐，说话声音很大，据说出手很重，被默认为打砸者、毒贩、纵火犯或宗教极端分子的苗子——马克西米连就是昔日城郊的当代形象；正如当年的资产者喜欢到拉普街（rue de Lappe）或马恩（Marne）河边那些阿帕奇（apache）出没的露天歌舞酒馆（guinguette）里去与下层厮混，今天的小丑也喜欢与马克西米连为伴，但只是在图像里为伴，一幅他用电影、文学、广告和新闻的各种酱汁烹制出来的图像。马克西米连既是令人恐惧之物的形象，也是畅销之物的形象，是最暴力电影的主角，也是被穿得最多的品牌的载体。
如果说，在肉体上（城市规划、房地产价格和警察都在盯着），马克西米连被圈禁在大城市的边缘，那么他的形象却被传播到城市最富庶的心脏地带，小丑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孩子穿得像马克西米连，说着马克西米连的黑话，甚至——恐怖之极——把自己的嗓音调成与马克西米连的嗓音所发出的声音一致！从这里到高呼法语正在死亡、文明即将终结，只有一步之遥，这一步很快就被跨了过去，而那种恐惧之所以更加甜美，是因为在心底深处，人们知道被牺牲的是马克西米连。
4
细看之下，马克西米连是青春崇拜（jeunisme）这枚硬币的反面。我们的时代把年轻当作一项义务：必须年轻，想得年轻，消费得年轻，老得年轻，时尚是年轻的，足球是年轻的，电台是年轻的，杂志是年轻的，广告是年轻的，电视里全是年轻人，互联网是年轻的，名人是年轻的，最后一批在世的老婴儿潮一代也懂得保持年轻，连我们的政治家最终都变年轻了。青春万岁！光荣属于青春！必须年轻！
只要你不是马克西米连。
5
——老师们，他们让我们头疼，先生！
——你搞错了。你的头早就被占了。老师们是想把它还给你。
这段对话，我是在里昂（Lyon）地区的一所技术高中（lycée technique）里进行的。为了到达那所学校，我不得不穿过一片各种仓库组成的无人地带，一路上没遇到一个活人。在高高的无窗墙垣和水泥筒仓之间步行十分钟，筒仓顶是石棉水泥的——这就是生活为住在周围板楼里的学生们准备的清晨散步，多么美妙的晨间漫步。
那天我们谈了些什么？当然是阅读，还有写作，谈故事是怎样来到小说家脑海里的，谈「风格」这个词在不当作「像」的同义词使用时是什么意思，谈人物（personnage）的概念和人的概念，因此也谈包法利主义（bovarysme），谈小说合上之后（或电影看完之后）沉溺其中太久的危险，谈现实与想象，谈真人秀节目里怎样把其中一样冒充成另一样——所有这些，只要学生们认真对待，任何背景的学生都会为之着迷……更一般地说，我们谈了他们与文化的关系。
不用说，他们是生平第一次见到作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进过剧场，很少有人去过里昂。我问他们为什么，回答毫不迟疑：
——嘿！我们才不去那儿让那帮书呆子管我们叫渣滓呢！
说到底，世界秩序井然：城市怕他们，他们怕城市的评判……和这一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无论男孩女孩，他们大多个子高得惊人，让人以为他们是在仓库的墙壁之间为了寻找阳光而拔节生长的。有些人很时尚——他们自以为在赶他们自己的时尚，其实千篇一律、全球同步——所有人都用力模仿那种由说唱乐传播开来的口音，连市中心那些最入时的年轻书呆子也装出这种口音，而他们自己却不敢去市中心。
我们接着谈到了他们的学业。
谈话进行到这一步，那位当值的马克西米连开口了。（是的，我决定把书中所有的差生——郊区的差生或富人区的差生——都赋予这个漂亮的、带最高级意味的名字。）
——老师们，他们让我们头疼！
他显然是班里的差生。（关于「显然」这个副词，可以说的还有很多，但事实是，在一个班级里，差生很快就能被认出来。在我受邀去过的所有班级——豪华私立学校、技术高中或随便哪个街区的初中——马克西米连们都是可以辨认的：他们发言时，老师投向他们的那种紧绷的关注或过分慈祥的目光，同学们抢先露出的微笑，以及他们声音里某种错位的东西，一种抱歉的语调，或一种微微摇晃的激愤。而他们沉默的时候——马克西米连常常沉默——我凭他们不安或敌意的沉默认出他们，那和吸收知识的学生专注的沉默截然不同。差生永远在「为存在而抱歉」与「无论如何都要存在」的渴望之间摇摆，渴望找到自己的位置，甚至强加自己的位置，哪怕通过暴力——暴力就是他的抗抑郁药。）
——什么叫老师们让你们头疼？
——就是头疼，没别的！用他们那些没用的破玩意儿！
——比如说，什么没用的破玩意儿？
——全都算上！那些……科目！那根本不是生活！
——你叫什么名字？
——马克西米连。
——那好，你搞错了，马克西米连，老师们不是让你们头疼，他们是想把你的头还给你。因为你的头，早就被占了。
——我的头被占了？
——你脚上穿的是什么？
——我脚上？我穿着我的N，先生！（此处为品牌名。）
——你的什么？
——我的N，我穿着我的N！
——那你的N是什么？
——什么叫是什么？就是我的N！
——我是说，作为物品，它算什么东西？
——就是我的N！
因为目的并不是羞辱马克西米连，所以我再一次把问题抛给了其他人：
——马克西米连脚上穿的是什么？
大家交换着眼神，一阵尴尬的沉默；我们刚刚一起度过整整一个小时，我们聊过、想过、开过玩笑、笑过很多，他们很想帮我，但不得不承认，马克西米连是对的：
——那是他的N，先生。
——行，我看见了，对，是N，但作为物品，它算什么物品？
沉默。
然后，一个女孩突然开口：
——啊！对，作为物品！呃，那是运动鞋！
——对。那么，比「运动鞋」更一般地指称这类物品的词，你们有吗？
——鞋……？
——这就对了，它们是运动鞋、鞋子、球鞋、靴子、鞋靴、便鞋，随你们怎么说，但绝不是N！N是它们的品牌，品牌不是物品！
他们的老师提问：
——物品是用来走路的，品牌是用来干什么的？教室后排升起一颗信号弹：
——显摆呗，老师！全场哄笑。
女老师：
——是装腔作势，没错。
他们的老师又提问，指着另一个男孩的套头衫：
——那你呢，萨米尔（Samir），你身上穿的是什么？同样是脱口而出的回答：
——这是我的L，老师！
这时，我表演了一番可怕的垂死挣扎，好像萨米尔刚刚毒死了我，我正当着他们的面当场咽气，这时另一个声音笑着喊道：
——不对，不对，那是件套头衫！没事的，先生，您别走，跟我们待着，那是件套头衫，他的L是件套头衫！
复活：
——对，那是他的套头衫（pull-over），就算「套头衫」是个英语来源的词，也比一个品牌强！我妈妈会说：他的毛线衫（chandail），我外婆会说：他的针织衫（tricot），一个老词，「针织衫」，但总比品牌强，因为让你们头疼的，是品牌，马克西米连，不是老师！你们的品牌占着你们的头：这是我的N，这是我的L，这是我的T，这是我的X，这是我的Y！它们拿走你们的头，拿走你们的钱，拿走你们的语言，还拿走你们的身体，像穿制服一样，把你们变成活广告，就像商店里的塑料模特！
这时，我给他们讲，我小时候有一种「三明治人」（homme-sandwich，前后挂着广告牌的人），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就在我家对面的便道上，一位老先生被皮带绑在两块广告牌之间，广告牌上推销着一个芥末酱品牌：
——品牌对你们干的是同样的事。马克西米连，一点也不笨：
——可我们，它们不给钱！一个女孩插话：
——才不是呢，在城里的中学门口，他们专挑一些小头目、最能显摆的头儿，免费给他们置行头，让他们在班里耍威风。品牌让他们的哥们儿眼馋，东西就这么卖出去了。
马克西米连：
——太棒了！他们的老师：
——你觉得？我倒觉得，你们的品牌花销大得很，可它们值的钱，比你们少得多。
接着是一场关于「成本」与「价值」的深入讨论——不是金钱意义上的价值，是另一种，那些著名的价值，据说他们已经丧失其意义的那些价值……
我们分手时，还来了一场小小的口头游行：「解—放—词—语！解—放—词—语！」，直到他们所有熟悉的物件——鞋子、双肩包、钢笔、套头衫、风雪大衣、随身听、帽子、手机、眼镜——都褪去了品牌，找回了自己的名字。
6
那次访问的第二天，我回到巴黎，从第二十区（XXe arrondissement）的坡地上往我的办公室走时，忽然起了个念头，想评估一下路上遇到的学生，做一道有条不紊的算术题：100 欧元的运动鞋，110 欧元的牛仔裤，120 欧元的夹克，80 欧元的双肩包，180 欧元的随身听（90 分贝的一趟摧残听力的巡演），90 欧元的多功能手机，还不算文具盒里装的，那个我给您算便宜点，50 欧元，全套装备再配上崭新的轮滑鞋，150 欧元一双。总计：880 欧元，也就是每个学生 5764 法郎，换成我童年时代的法郎，就是 576400 法郎。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往返途中都核实过，拿沿途橱窗里标出的价格作比较。我所有的计算都落在五十万上下。这些孩子中的每一个，都值我童年时代的五十万法郎！这是按今天巴黎一个拥有中等收入父母的中产家庭孩子的平均估算。一个巴黎学生重新置办一身行头的价格——比如说，在圣诞假期结束的时候——在一个首先把自己的青年视为客源、市场、靶场的社会的眼里。
于是，孩子就是顾客，有钱没钱都一样，大城市的和郊区的都一样，被卷进同一种消费渴望，同一个普世的欲望吸尘器，穷的富的，大的小的，男孩女孩，统统被唯一而旋转的召唤吸走：消费！也就是换产品，要新的，比新的更新，要最新款。品牌！而且要让人知道！如果他们的品牌是勋章，我们街头的孩子们走起路来会像轻歌剧里的将军一样叮当作响。一些非常严肃的电视节目会向你长篇大论地解释，这关乎他们的身份。就在最近一次开学的那天早上，一位营销大祭司在电台里，用一位负责任的祖母般恳切的语气宣称，学校必须向广告敞开大门，广告将成为信息的一个门类，而信息本身就是教育的第一食粮。证毕（CQFD）。我竖起了耳朵。您在给我们讲什么故事呀，营销夫人，用您那副音色圆润的祖母般的智者嗓音？把广告和科学、艺术、人文学科装进同一个口袋！祖母大人，您是认真的吗？她是认真的，这个滑头。而且认真得可怕。因为她不是以她自己的名义说话，而是以生活本来的样子的名义！突然间，营销祖母眼中的生活在我面前显现：一个巨大的卖场，没有墙壁，没有边界，没有国境，除了消费没有别的目标！而祖母眼中的理想学校：一座永远更加贪吃的消费者的矿藏！而教师们的使命：训练学生们推着购物车，穿行在商业生活无穷无尽的过道里！「别再让他们跟消费社会隔离开了！」祖母捶着桌子说，「让他们『带着信息』走出学校贫民窟！」学校贫民窟（ghetto scolaire），祖母就是这样称呼学校的！而信息，就是她把教育缩减成的东西！你听见了吗，朱尔叔叔（oncle Jules）？你从家庭的白痴状态中救出来的孩子们，你从偏见与无知的盘根错节的灌木丛中拽出来的孩子们，原来是为了把他们关进学校贫民窟，好家伙！还有您，我在布朗-梅尼勒（Blanc-Mesnil）的大提琴手老师，您可知道，比起广告，您更多地唤醒了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可您不过是学校贫民窟里一个瞎眼的看守？啊！老师们，你们什么时候才肯听祖母的话？你们什么时候才肯把这句话敲进脑壳：宇宙不是用来理解的，是用来消费的？该放进你们学生手里的，既不是帕斯卡（Pascal）的《思想录》（Pensées），也不是《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更不是《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不是斯宾诺莎（Spinoza），也不是萨特（Sartre），啊，哲学家们，而是《生活本来的样子里最好的东西大全》！得了吧，祖母大人，我认出了你言辞的伪装，你就是童话里那个大恶狼！你裹在迷惑人的推理里，张着大嘴趴在学校门口，等着吞吃那些消费小红帽们，领头的当然是马克西米连，他比别的孩子更没有抵抗力。那颗塞满欲望的脑袋，真是可口得很，老师们试图把她从你嘴里夺走，这些可怜人，装备如此简陋，用两小时的这门课、三小时的那门课，对抗你强大的广告炮阵！大张着嘴，祖母大人，趴在学校门口，而且真管用！从七十年代中期起，越来越管用！
你今天吞吃的，是昨天被你吞吃的人的孩子！昨天是我的学生，今天是学生的后代。整家整户的人，在你那套诡辩消化的可怕混合物里，忙着把最微小的欲望当作生存必需！所有人，大的小的，都被打回同一种永远处于渴望状态的童年。「还要！还要！」从你胃底深处，被消费掉的消费者之民在呐喊，孩子和父母混在一起。「还要！还要！」当然，喊得最响的是马克西米连。
7
离开我那些里昂的郊区青年（banlieusard）时，一股苦涩涌上心头。这些孩子被遗弃在一片城市荒漠里。他们的学校本身都看不见，淹没在仓库的迷宫里。他们的街区也没多少生气……看不见一家咖啡馆，没有电影院，没有任何活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能让目光停留，除了那些巨大的广告牌，推销着他们够不着的东西……怎么能责怪他们永远的作秀，责怪他们为群体这面观众镜子拼凑出来的自我形象？嘲笑他们被看见的渴望是很容易的，可他们恰恰是这样被世界藏起来的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除了这种作为图像存在的诱惑，人们还给他们什么别的？他们将要继承的是失业，历史的偶然大多剥夺了他们的过去，夺走了他们的地理。除了外表这场游戏，他们还能靠什么歇一歇——在休息的意义上，让自己稍微忘掉自己，让自己重新拼凑起来？因为这就是营销祖母眼中的身份认同：给年轻人穿上外表，满足那种永恒的镜头感渴望……天啊天，对老师们来说，这个兜售现成图像的女商贩，是怎样一个对手！
在从里昂返回的火车上，我对自己说，回到家里，我回到的不只是我的房子：我回到我故事的中心，我要蜷缩在我地理的中心。当我跨进家门，我进入一个在我出生之前很久我就已经是我的地方：最微不足道的物件，书架上最不起眼的书，都在见证我绵延百年的身份……
付出这样的代价，要抵御图像的诱惑倒也不太难。
那天晚上，明妮（Minne）和我谈到的就是这一切：
「别小看这些孩子，」她对我说，「你得算上他们的能量！还有他们的清醒——一旦青春期危机过去。很多人后来都过得很好。」
接着她便向我列举那些后来混出名堂的朋友们的名字。尤其是阿里（Ali），他当年完全可能走上邪路，如今却重新扎进问题的核心，去拯救那些最危险的青少年。既然这些孩子是图像的受害者，阿里恰恰决定用驾驭图像的办法把他们拉出火坑。他用摄像机武装他们，教他们去拍摄自己真实的青春期，越过表象。
与阿里的谈话（节选）
「这是一些学业失败的孩子，」他向我解释说，「母亲大多独自一人，有些孩子已经跟警察打过交道，他们不愿意听大人说话，他们被送进过渡班（classe relais）——我猜有点像你们七十年代的弹性教学班。我把那些头头、那些十五六岁的小头目挑出来，把他们暂时从群体中隔离出来，因为要他们命的永远是那个群体，群体阻止他们形成自我。我把摄像机塞进他们手里，让他们去采访自己的一个哥们儿，人选由他们自己定。他们独自躲在角落里，在没人看得见的地方做采访，然后回来，这一次我们一起、跟整个群体一起看片子。这招从来没失过手：被采访的人对着镜头照旧演他的那套戏，拍的人也跟着入戏。他们装腔作势，把口音故意加得重重的，用他们那点廉价词汇耍贫嘴，能吼多响吼多响——就像我小时候那样——他们拼命作秀，仿佛在对着群体说话，仿佛唯一的观众就是那个群体；放映的时候他们的哥们儿笑得前仰后合。我把片子放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笑声稀疏了，不再那么笃定。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都感到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在升起来，可又说不清是什么。放到第五六遍的时候，观众和他们之间弥漫开一种真正的不自在。放到第七八遍（我向你保证，同一个片子我放过九遍！），不用我解释，他们全都明白了：从这部片子里浮上来的，是臭显摆、是可笑、是假，是他们日常的表演，是他们在群体里的那套做派，是他们惯用的种种逃遁伎俩——而这一切毫无意义，零，没有任何真实性。等他们达到了这种清醒的程度，我就停止放映，把摄像机再交给他们，让他们重做一次采访，不作任何额外的解释。这一回，得到的东西严肃多了，跟他们的真实生活挂上了钩：他们自我介绍，报上姓和名，谈自己的家庭，谈自己的学业状况，中间有沉默，他们在找词，你看得见他们在思考——回答的人在思考，提问的人也一样——渐渐地，人们看到这些青少年身上出现了青春期：他们不再是一群靠吓唬人取乐的小子，他们重新变回自己那个年龄的男孩和女孩，十五岁、十六岁，他们的青春期穿透了他们的外表，自行彰显，他们的衣服、他们的鸭舌帽重新变成了配饰，他们的肢体语言收敛了，拍的人本能地收紧取景框，他推近镜头，现在重要的是他们的脸，仿佛采访者在*倾听对方的脸，*而在那张脸上浮现出来的，是理解的努力，仿佛他们第一次照见自己本来的样子：他们开始认识复杂性。
8
明妮那边呢，她跟我说起她在那些低年级班里做的一个让孩子们乐翻天的游戏：村庄游戏（jeu du village）。这是个简单的游戏：跟小家伙们聊天，摸清他们性格里最突出的特征、他们的天资、他们的愿望、各自的小癖好，然后把教室变成一个村庄，每个人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被其他人视为不可或缺：面包店老板娘、邮差、小学女教师、修车行老板、杂货店老板娘、医生、药剂师、农夫、管道工、乐手——各就各位，包括那些她为他们发明了想象职业的孩子，比如梦境收集师、云朵画师，同样不可或缺……
「那土匪呢？那个0.4%的小土匪，你拿他怎么办？」
她笑了：
「当宪兵呗，当然。」
9
可惜，真正的匪徒——杀人的匪徒，那个即使是在游戏里也永远不会被改造成宪兵的人——却无法从名单上抹掉。极其罕见，但确实存在。学校里如此，别处也一样。教书二十五年，教过大约两千五百名学生，这样的人我也就碰上过一两次。我还在重罪法庭（cour d’assises）的被告席上见过他，那个恨意早熟、目光冰冷的少年，你一看就知道他迟早会上社会新闻版：他压不住任何冲动，出手从不留余地，他喂养自己的怒火，预谋复仇，以伤人取乐，恐吓证人，犯下罪行之后对悔恨完全免疫。比如那个十八岁的男孩，仅仅因为年轻的K.是街对过街区的，就用斧头砍断了他的脊椎……还有另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捅死了他的法语老师。同样，还有那个在私立学校长大的女孩：白天是个差劲的学生，夜里却去引诱四十多岁的男人，然后把他们交给两个跟她同龄、同阶层的同伙，由他们把人折磨致死再洗劫一空。审讯结束后，她问目瞪口呆的警察：她能不能回家。
这些人不是普通的青少年。即便用所有想得到的社会心理因素解释一遍，犯罪依然是我们这个物种的谜。身体暴力随着贫困化、隔绝、失业、饱足社会的诱惑而上升，这并不奇怪；但一个十五岁的男孩预谋刺杀自己的老师——而且真的下手了！——始终是一个病理学意义上的特例。借着头版头条和电视报道的大肆渲染，把这种行为说成某一代年轻人的象征，并且限定在某个特定的场所（郊区（banlieue）的课堂），那就是把这一代年轻人说成刺客窝，把学校说成滋生犯罪的温床。
说到谋杀，不妨提醒一句：扣除持械抢劫、街头斗殴、图财害命的罪行和敌对帮派之间的火并之后，大约80%的命案发生在家庭内部。人首先是回到家里自相残杀的——在自己家的屋顶下，在家庭内部隐秘的发酵中，在自己那份困苦的核心处。
把学校说成滋生犯罪的地方，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桩针对学校的疯狂罪行。
10
照时下的说法，暴力是昨天才进学校的，只从郊区的门进，只走移民的路。以前学校里根本没有暴力。这是教条，不容讨论。可我至今记得六十年代那些被我们的胡闹折磨得够呛的可怜人——比如那位忍无可忍、把讲台整个砸向我们初三（troisième）班的老师，还有那位因为痛打一个把他逼疯的学生而被戴上手铐带走的学监；我还记得八十年代初那些看上去非常乖巧的姑娘们，她们把老师送进了睡眠疗法（我当时是他的代课老师），只因这位老师竟敢让她们读*《克莱芙王妃》，*小姐们嫌它「太烦人了」……
而在七十年代——这一次是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就已经倾诉过他这个受尽折磨的学监（pion）的痛苦：
我接管了中等班的自习室。我在那里遇上五十来个坏小子，十二到十四岁、脸蛋胖鼓鼓的山里娃，发了财的佃农的儿子，父母按每季度一百二十法郎的价钱把他们送进中学，指望把他们培养成小绅士。粗野、无礼，彼此说着我一个字也听不懂的塞文山区粗鄙土话，他们几乎个个带着变声期儿童特有的那种丑：红肿生着冻疮的大手，感冒小公鸡似的嗓子，呆滞的目光，再加上中学特有的那股气味。他们还不认识我就恨上了我。对他们来说我是敌人，是学监；从我坐上讲台那天起，我们之间就开战了——一场凶狠的、没有停歇的、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战争。
啊！这些残忍的孩子，他们让我受了多少苦！
我真想不带怨恨地谈谈这些，那些伤心事已经那么遥远！可是不行，不行；而且你看！就在我写下这几行字的此刻，我感觉到自己的手因发烧和激动而颤抖。我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那里。
(…)
活在恶意包围之中实在太可怕了，永远担惊受怕，永远提心吊胆，永远全副武装；惩罚别人也太可怕了——人不由自主地会制造不公；怀疑也太可怕了，到处都看见陷阱，吃饭不得安生，睡觉不得安宁，即使在休战的片刻也总在对自己说：「啊，我的上帝，他们现在又要对我做什么？」
得了吧，都德，您夸大其词了；人家不是告诉您了嘛，要等足足一个世纪，暴力才会走进学校！而且不是从塞文山区进，都德，是从郊区进——只有郊区！
11
从前，人们把差生（cancre）画成罚站的样子，脑袋上顶着一顶驴耳朵帽。这个形象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社会阶层，它画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因为没背下课文、没做完作业，或者因为跟都德先生——也就是*《小东西》——捣乱，而被罚站墙角。而今天，在我们历史上头一回，整整一个类别的孩子和青少年，日复一日、系统性地被贴上标志性差生的标签。不再有人罚他们站墙角，不再有人给他们戴驴耳朵帽，「差生」这个词本身也已经废而不用，种族主义被公认为无耻之举，可是人们不停地拍摄他们，把他们对整个法国示众，并且就他们当中少数人的劣行写文章，把他们都描绘成国民教育部（Éducation nationale）腰肋上无法治愈的毒瘤。让他们遭受近乎种族隔离式的学校教育还嫌不够，我们还得额外地把他们当作一种民族疾病来理解：他们是所有郊区的全部*年轻人。在公众的想象里，他们个个都是差生，既是差生又危险：学校就是他们，因为一谈起学校，谈的就只有他们。
因为谈起学校，仅仅是为了谈起他们。
12
诚然，如今发生的某些暴行（学生被敲诈勒索、教师挨打、中学校园被纵火、强奸）与往日的课堂胡闹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暴力大体上还控制在校园这个封闭的框架之内。这些恶行虽然罕见，其象征意义却极其可怕，而它们经由电视、网络、手机的图像近乎即时地传播，使模仿的危险成倍放大。
前不久，我去迪涅（Digne）附近一所普通与技术高中（lycée d’enseignement général et technologique）访问；我要在那儿见好几个班的学生。
酒店之夜。
失眠。
电视。
专题报道。
画面上，战神广场（Champ-de-Mars）上，一群群年轻人——学生游行队伍外围——正在袭击随机遇到的受害者。一个受害者倒下了。是个男孩，和施暴者同龄。人们打他。他爬起来，人们追上去，他又倒下，再次挨打。这样的场景一再出现。永远是同一个脚本：受害者是随机选中的，由群体中随便哪个成员一时冲动指定，而那个群体已经变成一群恶犬，死死咬住猎物不放。狗群追着奔逃的东西跑，每个人都被别人推着向前，而他自己又是推动别人的引擎。他们以弹丸般的速度奔跑。同一期节目稍后，一位父亲会说，他的儿子是被裹挟进去的；这话没错，至少就动力学意义而言是对的：被裹挟者，同时就是裹挟者。马克西米连（Maximilien）（我的那个）会不会就在其中一个群体里？这个念头从我脑中掠过。但这里的施暴是如此的随意，马克西米连同样可能出现在受害者当中；来不及做什么自我介绍，暴力是盲目的、即时的、极端的。（节目标注了「十二岁以下儿童不宜观看」。它大概已经在黄金时段播出过一次了，我猜想，成群的孩子被这个禁令撩得心痒，立刻把鼻子贴到了屏幕上。）这些画面由一位警察和一位心理学家加以评述。心理学家谈到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被暴力图像淹没而走向失实化（déréalisation），警察则援引受害者的创伤和罪犯的责任；当然，他们俩说得都对，可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各自守着一块无法调和的意见阵地——标志物是心理学家敞开的衬衫和警察系紧的领带。
镜头现在跟着四个年轻人，他们因杀死一名酒吧侍者而被捕。他们把他活活打死，为了好玩。一个女孩用手机拍下了整个过程。她自己还朝受害者的头踢了一脚，就像踢一个普通的皮球。逮捕他们的警长证实，这些人完全丧失了现实感，也因此丧失了全部道德意识。这四个家伙整夜都在玩这个：打人，然后拍成片子。借助监控摄像头，可以看到他们从一个施暴现场走向下一个，步伐从容，就像*《发条橙》*里那群闲逛的哥们儿。解说员说，用手机拍摄这些暴力场面是一种新时尚。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在自己的课堂上成了受害者（画面）。镜头展示她，被一个学生掀翻在地，遭殴打，被拍摄。如今任何人都能轻易下载这类画面。甚至还能配上自己喜欢的音乐。一些青少年正在观看那位女教师挨打的影片，发出玩世不恭的评论。我换台。
其他频道里暴力影片的比例高得惊人。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公民们安睡着，但在他们床脚，在电视机幽暗的静默中，图像醒着。那里以各种形式、各种节奏、各种腔调上演着互相残杀。现代人类正在上演对现代人类的永久谋杀。一个幸免的频道上，远离人类的身影，在自然那上镜的安宁中，是动物们在互相吞噬。它们也有配乐。
我切回最初那个频道。一个老实巴交的家伙，职业是把世界各地拍到的极端暴力场面统统下载下来（私刑、自杀、事故、伏击、炸弹、谋杀，等等），他用「报道的义务」这种老掉牙的滥调为他的脏活辩护。他说，他不干，别人也会干；他不是暴力的化身，他只是暴力的信使……一个平平常常的混蛋，让这台机器运转下去，就像营销界的老祖母，也许还是个好儿子、好父亲，谁知道呢……我关掉电视。
怎么也睡不着。我也动心想选择一种末日式的悲观了。一边是系统性的贫困化，一边是普遍的恐怖与野蛮。两个阵营里都是彻底的失实化：富人们那边是股市的抽象符号，被排斥者这边是屠杀的录像；失业者被大股东们变成「失业者」这个观念，受害者被小流氓们变成「受害者」这个图像。无论哪种情形，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都消失了。而媒体编排着这台血腥的歌剧，其中的解说词让人觉得，所有郊区的孩子，都有可能冲到街上去干掉他们的同类——那同类已经被缩减成一个图像。教育的位置在哪里？学校呢？文化呢？书呢？理性呢？语言呢？如果明天我要去见的那些学生，理应是整夜泡在这台电视的肚子里过来的，那我又何必去那所普通与技术高中？
睡着。
醒来。
冲澡。
脑袋长时间浸在冷水下。
老天，看完那些东西再回到现实，得费多大的劲！他妈的，就凭着这几个疯子，他们就把整个年轻一代描画成这副模样！我不接受。话说清楚：我并不否认那则报道的真实性，我不低估违法犯罪的危险。和所有人一样，当代都市暴力的种种形态让我感到恐惧，我害怕群体作恶的兽性，我也不是不知道某些外围街区里生活的痛苦，我在那里感受到社群主义（communautarisme）的危险；我清楚地知道，在那里生而为女孩、长成女人的艰难；我掂量得出，出自一两代失业者家庭的孩子们面临着怎样极端的风险，他们是多么肥美的猎物，任形形色色的毒贩宰割！这些我都知道，我不会轻描淡写教师们面对这场可怕的社会灾难中最支离破碎的那些学生时所遭遇的困难，但我拒绝把所有危险街区的所有青少年等同于这些极端暴力的图像；而且尤其、尤其，我憎恨这种对穷人的恐惧——每逢新一轮选举，这类宣传就要把它煽动一番！让那些把最被遗弃的年轻人变成全国恐怖幻想对象的人蒙羞吧！他们是一个没有荣誉感的社会的渣滓，这个社会连父性的感觉本身都丧失殆尽。
13
那天上午，那所普通与技术高中恰好赶上过节：校园节。整整一所中学，有两三天时间变成了展览场，展出学生们在正规学业之外创造的一切：绘画、音乐、戏剧，甚至建筑（展览摊位就是他们自己搭的）——领头的是校长和一支能叫出每个女孩男孩名字的教师团队。大厅里有一个学生小乐队。小提琴声伴着我穿过一条条走廊。三四班学生在一间大厅里等我。我们玩了两个小时的自由问答游戏。他们的机敏、他们的笑声、他们突如其来的严肃、他们的妙语、尤其是他们的生命能量——令人惊叹的能量——把我从电视噩梦的魔爪里救了出来。
归来。
火车站月台。
手机里一条阿里发来的短信：
「嗨，是你！别忘了咱俩明天的约会：我的学生们等着你呢。他们的片子剪辑快收尾了。你一定得来看看，他们可着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