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Devenir）
我十二岁半了，却一事无成
1
我们此刻，正当我写下这些文字之际，走进了呼救的季节。从三月开始，家里的电话就比往常响得更勤：失魂落魄的朋友们想为一个学业失败的孩子寻找一所新学校，绝望的表亲们在又一次被开除之后到处搜罗又一家私立学校，邻居们质疑留级到底有什么用，还有一些素不相识、却仿佛都认识我的陌生人——他们拿着从某个人那里弄来的我的电话号码……
这通常是晚上的来电，晚饭快结束时——那是绝望的时刻。大多数是母亲们打来的。父亲很少打来；父亲总在事后，如果他来的话。不过在最最初、在第一次电话里，永远是母亲，而且几乎总是为了儿子。女儿似乎更懂事些。
我们就是那位母亲。独自在家，晚饭匆匆吃完，碗还没洗，孩子的成绩单摊在面前，孩子在自己房间里反锁着门打游戏，或者已经出门，跟狐朋狗友闲逛去了，尽管他挨过一句怯生生的禁止……独自一人，手按在电话上，犹豫不决。第无数次解释儿子的情况，再一次重述他的失败史，这种疲惫，我的上帝……还有那排山倒海的后续：今年还得去求哪些学校愿意收他……在办公室、在店里请一天假……拜访校长……过秘书处这一关……填各种表格……等答复……约谈……带着儿子谈、不带儿子谈……测验……等结果……查阅资料……各种不确定，这所学校比那所好吗？（因为选学校这件事，无论金字塔顶端还是深渊底部都绕不开"优秀"二字：最好的学校给最好的学生，最好的学校给落水的人——一切都在于此……）终于拨出电话。为打扰您而道歉，我们知道您一定被无数人求助，可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有个儿子，他实在……我们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了……
老师们，我的兄弟们，求求你们，当你们在空无一人的教师休息室里，往成绩单上写下"第三学期将定乾坤"时，请想想你们的同仁吧。我电话铃声立刻响起：
——第三学期，得了吧！他们的决定早在开学时就定了，没错。
——第三学期，第三学期，这孩子根本不为所动，“第三学期"的威胁，他从来没有过一个像样的学期！
——第三学期……您让他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补上这么大的差距？
他们心里清楚，那个"第三学期"就是个瑞士奶酪，到处都是假期的大洞！
——要是他们不让他升级，这次我可要上诉！
——反正，如今找学校真是越来越要趁早了……
于是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六月底，等到铁证如山：第三学期果然"定乾坤"了，人们不会让这孩子升入下一级，而且现在再找新学校确实为时已晚——别人早就捷足先登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一直想相信到最后，我们告诉自己这一次也许这孩子会懂事了，他第三学期确实振作起来了，真的，真的，我向您保证，他在努力，缺课也少多了……
2
有为孩子的漂泊而心力交瘁、迷失方向的母亲，她念叨着婚变的种种"后遗症”：是我们分手让他……自从他父亲去世以后，他就不再完全……有被朋友们的劝告弄得备感屈辱的母亲，那些朋友的孩子个个顺风顺水，或者，更糟，她们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话题——那种礼貌几乎成了一种侮辱……有怒不可遏的母亲，她坚信自己儿子从来是教师"联盟"的无辜牺牲品，不分学科的一伙人——这早在幼儿园就开始了，有个女老师她……升到一年级也没见好转，那个老师，这次是个男的，更糟，而且您想象得到吗，他四年级的法语老师竟然……有母亲不把它归咎于哪个人，而是痛斥社会的分崩离析、建制的日薄西山、体制的腐朽溃烂，一句话，斥责那个不肯成其所愿的现实……有冲着孩子暴跳如雷的母亲：这个儿子应有尽有却一事无成，这个儿子一事无成却什么都想要，这个儿子我们为他做了一切而他从来不……一次都没有，您听见没有！……有母亲一年到头没见过他任何一个老师，也有母亲把每个老师都堵在门口穷追不舍……有母亲打电话来，仅仅为了请您今年再帮她甩掉一个儿子——她一直到明年的今天、明年的这个点钟、明年的这个电话之前，都不想再听到关于他的任何事——而且她直言不讳：「明年再说，眼下给他找所学校就成。」有母亲害怕丈夫的反应：「这次我丈夫可受不了了」（大部分成绩单当然都瞒着那位丈夫）……有母亲不理解这个儿子为何与另一个如此不同，她努力让自己不要少爱他一点，费尽心机在两个儿子面前做同一个母亲。相反，也有母亲忍不住偏疼这一个（「可我明明是全身心投入在他身上」），自然惹得兄弟姐妹们满腹委屈，而她早已用尽了所有辅助手段：体育、心理辅导、言语矫正、放松疗法、维生素疗程、静气功、顺势疗法、家庭治疗或个体治疗……
有懂心理学的母亲，凡事都要给出解释，却惊讶于什么问题都找不到解决方案；她是这世上唯一理解自己儿子、女儿以及儿子女儿朋友们的人；她那永远年轻的心态（「人是不是得永远保持年轻呀？」）让她诧异这世界怎么变得这么老，老得完全不懂年轻人。有哭泣的母亲，她给您打电话，无声地哭，还为哭泣道歉……那是悲伤、忧虑和羞愧的混合物……说实在的，她们多少都感到羞耻，也都为儿子的前程忧心忡忡：「可他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啊？」大多数人对未来的想象，不过是对当下的投射，映在一块念念不忘的未来银幕上。未来像一堵墙，墙上投映着被无限放大的、毫无希望的当下的影像——这，就是母亲们最大的恐惧！
3
她们不知道，她们正对着他这一代人里最年轻的撬保险柜高手说话；而且，如果她们对未来的想象是站得住脚的，那我此刻就不会在电话里听她们倾诉，而是在监狱里数虱子——正如我那可怜的妈妈，在得知她十一岁的儿子搬空了一家子积蓄之后，一定在她那块"未来银幕"上放映过的电影。
于是我试着讲个笑话：
——您知道让上帝发笑的唯一办法是什么吗？
电话那头一阵犹豫。
——把您的计划讲给他听。
换句话说，别慌：一切都不会按计划发生——这是未来在变成过去时，唯一教会我们的事。
当然，这不够，这好比往伤口上贴一张创可贴，可那伤口没那么容易愈合；不过，我手头只有电话这点家伙什，只能凑合。
4
公平地说，有时候人家也跟我谈好学生：比如那位条理分明的母亲，正在为儿子物色最好的大学预科班，正如孩子一出世她就在找最好的幼儿园一样；她还客气地以为我在这桩"高海拔垂钓"上很有本事；或者那位来自另一个世界、第一次移民、在我们这栋楼当门房的母亲，她在女儿身上发现了奇怪的天赋——而她是对的，小姑娘该走一条长长的路，这一点毫无疑问：她将来会是什么学科的高校教师资格拥有者，甚至还有挑选学科的余地……（事实上，她如今已攻读完法律学位。）还有那位 L. M.，韦科尔山区的农民，被村里的女老师叫去谈话，因为他儿子的成绩好得令人咋舌……
——她问我，希望他将来做什么。
他举起酒杯敬我：
——你们这些当老师的真逗，净问这些傻问题……
——那，你怎么回答她的？
——一个当父亲的能回答什么？往上爬！共和国总统！
还有相反的情形：另一位父亲，这一位是清洁工，他执意要早早结束儿子的学业，好让孩子去干活，立刻"挣钱"。（「家里多一份工资难道不好吗！」）可且慢，这孩子偏偏想当小学教师——旧时人说的"教员"——而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倒很想让他进教育这一行——这孩子这么机灵，又这么渴望——咱们再谈谈，再谈谈，因为这关系到这位未来同事的未来学生们的幸福……
得，瞧，我居然也开始相信未来了，我也重新对共和国这所学校有了信心。毕竟是它培养了我自己的父亲，说到底，这所共和国之校；而相隔九十年之后，这孩子活脱脱就像我父亲当年——那个来自欧里亚克的小科西嘉人，大约在1913年，他的哥哥出去做工，好让弟弟有钱、有时间去敲开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大门。
而且，我一直鼓励我那些最有生气的朋友和学生们去当老师。我一直相信：学校，首先是老师们。把我从学校里救出来的，除了三四个老师，还能有谁？
5
有这么一位父亲，一脸不耐烦，斩钉截铁地向我断言：
——我儿子缺乏成熟。
一个年轻男人，笔挺地坐在他西装的横平竖直里。他在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开门见山宣布他儿子缺乏成熟。这是一项结论。它既不需要提问，也不需要点评。它要求一个解决方案，到此为止。我还是问了一下那孩子的年龄。
回答得干脆利落：
——已经十一岁了。
那一天我状态不佳。也许没睡好。我用双手托住额头，终于，以一种料事如神的拉斯普廷的口吻宣布：
——我有办法。
他挑起一道眉毛。露出满意的目光。好，咱们都是行家。那么，什么办法？我告诉他：
——等着。
他不太高兴。谈话也就到此为止。
——这孩子总不能一天到晚光知道玩吧！
第二天，我在街上碰见这同一位父亲。同样的西装，同样的僵硬，同样的公文包。
只不过，他这会儿是踩着滑板车出行。
我发誓这是真的。
6
没有前途。
有些孩子*不会"成材"。*让人绝望的孩子。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我也曾对这个"没有前途的人生"深信不疑。
这甚至是差生（cancre）说服自己的第一件事。
——就凭这样的成绩，你还能指望什么？
——你以为你能升上初一吗？（升初二、初三、初四、高一、高二……）
——照您看，我拿高中毕业会考的概率有多大？您行行好，自己算算，以一百为基数，几成？
或者那位初中校长，用一种由衷的欢呼：
——您，帕纳基奥尼，初中文凭？您永远拿不到！您听见了吗？永远！
她说这话时浑身发抖。
不管怎么说，我才不要变成你那样呢，你这个疯老婆子！我永远不当老师，绝不当一只困在自己网里的蜘蛛，绝不当一个钉死在办公桌前、直到寿终正寝的狱卒。永远不！我们这些学生是要向前走的，而你们，你们永远留在原地！我们是自由的，而你们判了无期徒刑。我们这些差生，我们哪儿也去不了，但至少我们在往前走！讲台绝不会成为我们那破圈栏般人生的卑劣围场！
以蔑视回敬蔑视，我紧紧抓住这个恶毒的安慰：我们向前走，老师留在原地——这是教室后排学生们常有的对话。差生靠言语果腹。
我那时还不知道，老师们有时也会体会到那种"永恒感"：对着一群群千篇一律的班级，无休无止地重复同样的课程，被每天批不完的卷子压得喘不过气（你想象不出背着一摞卷子的西西弗斯还能心满意足！）；我不知道"单调乏味"是老师们决定离开这行时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我也无法想象，当学生们一批批从讲台前走过，他们中有些人竟真心苦于要一直坐在那里……我不知道老师们也在乎未来：拿下我的大学教师资格（agrégation），写完我的博士论文，调到大学去，飞升到预科班的巅峰，选择搞研究，跑到国外去，投身创作，换个行业，终于甩掉那群冒痘痘的、无精打采又爱记恨、还生产出一吨吨废纸的毛头小子们——我不知道当老师们不想自己的未来时，他们想的是孩子的未来，是子女们的大学学业……我不知道老师的脑子里塞满了未来。我只以为他们待在那儿，就是为了禁止我拥有自己的未来。禁止有未来。
因为反反复复听人这么说，我给自己勾勒出一幅相当清晰的"没有未来的生活"图景。这并不是说时间会停止流逝，并不是说未来不存在——不——而是说在未来里，我还和今天一模一样。当然不是一模一样，不是好像时间没有流过，而是仿佛岁月一年年堆上去，我身上却什么都没变，仿佛我那未来的瞬间有可能会与我此刻的现在严丝合缝地相同。那么，我的现在是由什么构成的？一种被我自己全部过去瞬间的总和泡满的不配感。我是一个学业废物，*而我从来只是这样一个废物。当然，时间会流逝，当然会长大，当然会有种种事件，当然会生活，但我会穿过这整个存在，却永远到不了任何结果。*这远比一种确信更多——这就是我。
而这一点，有些孩子很快就说服了自己。如果他们找不到人来戳破这个念头，而人又不能没有激情地活着，他们便会——没有更好的对象了——发展出对失败的激情。
7
未来，这奇怪的威胁……
一个冬天的傍晚。娜塔莉哭哭啼啼地冲下学校的楼梯。一份非要让人听见的悲伤。一份把混凝土当成共鸣箱来用的悲伤。她还是个孩子，她那一身婴儿时代的旧分量，踏在楼梯响当当的台阶上。此刻是五点半，几乎所有学生都走了。我是最后一个路过这里的老师。脚步在台阶上擂成鼓点，哭嚎轰然爆响：哎哟哟，上学的烦恼，老师想道，不成比例，不成比例，这烦恼八成是不成比例的！然后娜塔莉出现在楼梯底下。好啦，娜塔莉，好啦好啦，这是怎么啦，这么伤心？我认识这个学生，去年她在我班上，初一。一个没有把握、常常需要安抚的孩子。怎么回事，娜塔莉？惯例性的抗拒：没什么，先生，没什么。那好，那你可真是小题大做，大姑娘！哭声加倍，娜塔莉终于隔着抽噎道出她的不幸：
——我……我……先生……我不……我做不……我做不……我做不出……我理解不了……
——理解什么？你理解不了什么？
——宾……宾……
忽然，塞子拔掉了，一下全涌了出来：
——让步……对比……连词性从……从句！
沉默。
不能笑。
千万不能笑。
——表让步和对比的连词性从句？就它把你弄成这副样子？
松了口气。老师开始飞快地、极其认真地琢磨这个从句：该怎么告诉这个学生，根本不必把它当成一座山，她其实一直不自觉地在用着这个该死的从句（而且它还是我最喜欢的从句之一，如果人们可以偏爱某个连词性从句胜过另一个的话……）；这个从句让一切辩论成为可能，是走向细腻与微妙的第一条件——无论真心实意还是强词夺理，这都得承认——可是说到底，小丫头，没有让步就没有宽容，一切都在于此：只要列举出引出它的那些连词就够了：bien que（虽然）、quoique（尽管）、encore que（即便）、quelque…que（不论……多么），你感觉得到吧，说了这些词之后，我们就往微妙与细腻里走了，我们要来分一分山羊和白菜了；这个从句会让你成为一个有分寸、肯思考的姑娘，一个愿意倾听、不会随口乱答的姑娘，一个讲理的女子，也许还会成为一位哲学家——这就是它会为你做的事，那个表让步和对比的连词性从句！
行了，老师的引擎发动了：怎么用一堂语法课去安慰一个小姑娘？容我想想……你至少还有五分钟吧，娜塔莉，过来，我给你讲讲。教室空荡荡，坐下，好好听我说，这很简单……她坐下，她听我讲，这很简单。懂了吗？你明白了吗？给我举个例子，看看。例子举对了。她懂了。好。好点了吗？哎呀！一点都没好，一点都没好，又是一场大哭，眼泪珠子有这么大，然后忽然冒出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
——您不明白，先生，我已经十二岁半了，却一事无成。
回到家，我反复咀嚼这句话。这个小姑娘到底想说些什么？「一事无成……」至少没做什么坏事，无辜的娜塔莉。
我直到第二天晚上，打听清楚之后，才得知：娜塔莉的父亲刚刚被解雇了——在一家什么我记不清的公司当了十年尽职尽责、忠心耿耿的主管之后。他是最早被裁的主管之一。那时是八十年代中期；迄今为止，失业还算是工人阶级的专利，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而这个年轻人，从不曾怀疑过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模范主管兼慈父（去年我见过他好几次，他为那个那么腼腆、那么没自信的女儿忧心忡忡），他崩溃了。他下了一个盖棺定论。在家庭餐桌旁，他一遍遍地重复：「我三十五岁了，却一事无成。」
8
娜塔莉的父亲开创了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连未来本身都被认定没有未来；在那十年里，学生们每天、用各种腔调听到这句话：肥年过去了，孩子们！轻松的爱也结束了！等着你们的，是失业和艾滋病，人人有份。是的，这就是我们——父母也好，老师也好——在后来的年月里向他们反复念叨的，为了「激励」他们。这种话语像一片乌云压顶的天空。让小娜塔莉哭成那样的，正是这个东西：她提前体验了悲伤，她为她的未来哀悼，仿佛那是一个早夭的死者。而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因为用她的语法困难，她每天都在把那未来再杀死一点。诚然，另一方面，她的老师还觉得有必要对她说，她「脑子里装的都是洗碗水」。洗碗水，娜塔莉？让我听听……我像一位神情专注的医生那样摇了摇她的小脑袋……不，不，这里头可没有水，也没有碗碟……她好歹露出了怯生生的微笑。等等……我用屈起的手指轻轻敲了敲她的脑壳，像敲门那样……不，我向你保证，我听到的是一颗漂亮的脑子，娜塔莉，甚至是颗妙的脑子，声音非常好听，正是那种装满想法的脑袋发出的声音！她终于轻轻笑了出来。
这些年来，我们在他们灵魂里塞了多少悲哀啊！而我多么偏爱马塞尔·埃梅（Marcel Aymé）的笑声，马塞尔那种痛快而促狭的笑——他夸耀那个比谁都先嗅到失业气息的儿子的聪明：
——你呀，埃米尔，你可比你兄弟机灵多了。得说你是长子，更懂人情世故。反正，我对你一点都不担心：你扛住了诱惑，既然你从来没插过一钉一锤的活儿，你早为即将到来的生活准备好了。失业者最难捱的，你瞧，就是从小没习惯这种日子。身不由己啊，手里总痒痒地想干活儿。有你在我放心：你手心里那根筋，就等着它自己卷起来偷懒呢。
——可是，埃米尔抗议道，我几乎能流畅地阅读了。
—— 这恰恰证明你聪明。不费力气，也没沾上爱干活的坏毛病，你就能在报上跟完整个环法自行车赛，读完所有为解失业者闷而写的体育大赛报道。啊！你会是个幸福的人……
9
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失业确实成了各种文化里共同的常客；在我们这些纬度上，职业前景对谁都难得再露一丝微笑；爱情也黯淡得很；而娜塔莉，该是个三十七岁（半）的年轻女人了。说不定还是位母亲。也许是个十二岁女孩的母亲。娜塔莉是失业了，还是满足于自己的社会角色？是在孤独中迷失，还是在爱情中幸福？是个均衡的女人、深谙让步与对比之道的巧妇？她是坐在家庭餐桌旁喋喋不休地诉着苦，还是在那小丫头跨进教室门口时，勇敢地为女儿的精神状态盘算？
10
我们的「差生」（那些被认为是永无"成材"之日的学生）从不是独自来上学的。走进教室的是一个洋葱：几层悲伤、恐惧、忧虑、怨恨、怒火、未遂的心愿、狂怒的放弃，一层层积在可耻的过去、凶险的现在、被判决的未来的底色之上。瞧，他们来了，带着他们正在"成形"的身体，也背着装在书包里的家庭。只有当他们把那副重担卸到地上、那洋葱被一层层剥开之后，课才能真正开始。这很难解释，但往往只需要一个眼神、一句善意的话、一句充满信任、清晰而坚定的成年人话语，就能化解这些悲伤，让这些心灵变轻，把它们安放进一个严格使用直陈式现在的现在。
自然，这样的好处是临时的：洋葱会在放学时重新长好，明天多半还得再来一遍。但教学就是这样：一遍遍从头再来，直到我们作为教师不得不退场的那一天。如果我们没能把学生请进我们课堂的直陈式现在，如果我们的知识以及运用它的乐趣，没能在那些男孩女孩身上"扎下根来"——按这个词的植物学意义来说——他们的存在就会在一种无边匮乏的泥沼上摇摇欲坠。当然，挖这些巷道、或者没能填补这些巷道的人，不只是我们；可是，这些男男女女毕竟在他们青春年华中，一年或者几年，就坐在我们对面。而一年的学业被糟蹋，绝不是小事：那是装在玻璃罐里的永恒。
11
应当为学习发明一种特殊的时间。比如立身的现在（présent d’incarnation）。我在这里，在这间教室里，我懂了，终于！行了！我的大脑流遍全身：知识在我身上化为肉身了。
而反过来，当我不懂时，我就地瓦解，在这不流逝的时间里分崩离析，化为一撮尘土，一阵最轻的风也将我吹散。
只是，要让知识有机会在一堂课"的现在"里化为肉身，就非得停止在那里把过去当作耻辱、把未来当作刑罚高高举着不可。
12
对了，那些已经"成了材"的人，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F先生退休几个月之后就死了。J先生在退休的前一夜跳了窗。G先生患了神经官能性抑郁症。另一个人刚刚好转。J.F.的医生们把他的阿尔茨海默病的起点，定在他提前退休的第一年。P.B.的医生们也一样。可怜的L太太哭干了眼泪，因为她被一家报业集团解雇了——她原以为自己可以在那里做一辈子新闻。我还时时想起P城那位鞋匠，他因为没有给自己的修鞋铺找到接班人，悲伤而死。「这么说，我的生命就一文不值了？」他不停地重复这句话。没有人愿意买下他存在的理由。「这一切都白干了吗？」他终于伤心而死。
这一位是外交官：还有六个月退休，他比什么都怕那种与自己面面相觑。他想找点别的做：当某工业集团的国际顾问？当这顾问那顾问的，随便什么？至于那一位，他当过总理。从他最初几次选举胜利起，他梦想了三十年。他妻子一直鼓励他。他是个政坛老手，他知道"某某政府"这个头衔角色，就其性质而言，是临时的。而且危险。他知道，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成为报界的笑柄，一个靶子中的靶子，包括在自己阵营里，首席替罪羊。他多半还知道1917年克莱蒙梭拿他的幕僚长开的那个笑话：「我一放屁，臭的就是他」。（是啊，政坛自有这等风雅。越是在"朋友"之间越是粗野，因为你不得不在公开言论上字斟句酌、锱铢必较。）于是，他当上了总理。他接受了这份限期的危险合同。他和妻子早就为此把自己武装好了。当几年总理，好的。几年过去了。正如所料，他下台了。他丢了部长的位子。他身边的人说他承受得极其艰难：「他为自己的前途害怕。」以至于一场神经官能性抑郁，把他拖到了自杀的边缘。
这就是社会角色的诅咒——我们受了训导、受了教育，正是为了这个角色，并且"一辈子"地扮演它，也就是用掉我们活着时光的一半：把角色从我们身上摘掉，我们连那演员都不是了。
这些戏剧性的职业生涯谢幕，在我看来，与那个相信自己没有前途的少年，那个苦于不知如何熬下去的少年，所经受的煎熬惊人地相似。被还原成我们自己，我们就还原成了虚无。以至于我们竟会杀死自己。这至少，是我们教育中的一条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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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我对自己格外不满意。对自己是谁全然不幸。颇为强烈地不想"成材"。我房间的窗子正对拉戈德和圣让内的两座岩壁——那是我们南阿尔卑斯的两个陡崖，据说能缩短失恋之人的痛苦。一天早晨，正当我用一种略嫌亲昵的目光打量着那些悬崖时，有人敲响了我房间的门。是我父亲。他只从门缝里探进头来：
——啊！达尼埃尔，我完全忘了告诉你：自杀是一种冒失。
14
不过，还是回到我的起步阶段吧。被我那次家庭行窃搅得心神不宁的母亲，去找我初中校长讨主意——那是个温和而敏锐的人物，长着一只令人安心的大鼻子（学生们管他叫「大鼻头」）。大鼻头断定我与其说危险，不如说焦虑、孱弱，于是开出了"远离与大口空气"的药方：到高海拔去住上一阵，能让我恢复元气。一所山里的寄宿学校（pensionnat），对，这就是解决办法——我在那里可以长力气，还能学到集体生活的规矩。别担心，亲爱的夫人，您不是亚森·罗宾的母亲，您是一个小梦想家的母亲，我们该给他点现实感。于是就有了我最初两年的寄宿生活，初二和初三（法国学制：cinquième 和 quatrième），只有圣诞节、复活节和大假才见到家人。其余的年头，我都在周寄宿学校度过。
至于我在寄宿学校是否"幸福"，这个问题相当次要。只能说，寄宿生这种状态，对我来说我简直比走读生（externe）要惬意无限多。
如今很难向家长们解释寄宿的优势，因为他们一概把它设想成一座苦役船。在他们眼里，把孩子送去寄宿，等于犯了遗弃亲权的罪。哪怕只是提一提寄宿一年的可能性，你就会被人当成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怪物、一个主张给差生坐牢的家伙。跟他说自己当年也是这么熬过来的，那是白费口舌，旧时代的理由立刻被顶回来：「是啊，可那时候对孩子就是往死里治！」
如今人们发明了"父母之爱"，寄宿的问题就成了禁忌，除非拿来当威胁——这恰恰证明，大家并不把它当成一个解决办法。
可是……
不，我不会为寄宿辩护。不会。
我们试着只来描绘一个"学业失败"的走读生那普普通通的噩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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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走读生？比如那些在电话里向我倾诉的母亲们提到的那一种，而且是她们无论如何也不肯送去寄宿的那一种。往最好处说：这是个好脾气的男孩，被家里人疼爱；他不想害死任何人，但因为他什么都弄不明白，他渐渐什么都不太做，换来一张张成绩单，上面是精疲力竭的老师们写下的毫无希望的评语：「毫无学习」「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交」「自由落体式下滑」，或者更简练的：「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写下这些话时，这张成绩单和另外几张就摊在我眼前。）
来跟踪一下我们这位差劲的走读生过一天学校生活吧。破天荒头一次，他没迟到——最近这本家校联络簿已经太多次训斥他了——可他的书包几乎是空的：书、本子、文具，又一次忘了带（他的音乐老师会在他学期成绩单上俏皮地写下：「缺少笛子」）。
当然，他的作业也没做。而他的第一节课是数学课，那些数学练习正是点名册上缺席的几位。此处有三条路：或者他没做练习，因为他去忙别的了（跟哥们儿出去浪了一圈、在自己反锁的房间里搞某种电子大屠杀……）；或者他被一股软绵绵的麻木压垮，瘫倒在床上，沉进遗忘，一阵狂吼的音乐在他脑壳里轰鸣；或者——这是最乐观的假设——他认认真真地想花一两个钟头做那些练习，却怎么也做不出来。
三种情形里，交不出作业，我们这位走读生都得给老师一个解释。而此刻最难端上台面的解释，就是明明白白的大实话：「先生，夫人，我没做练习，因为我大半夜都在网络空间的某个角落跟邪恶的士兵作战，而且我把它们杀得一个不剩，您可以信我。」「夫人，先生，这些没做的作业实在抱歉，可昨天夜里我被一种铺天盖地的呆滞压垮了，小指头都懒得动，只剩下套上随身听的力气。」
在这里，实话有一个致命的毛病——“我没做作业"这个招供，立刻招来当场处罚。我们这位走读生宁可挑一个在制度上更拿得出手的版本。比如：「因为我父母离婚了，我在回妈妈家之前，把作业忘在爸爸那儿了。」换句话说，一句谎话。而老师这边也往往更喜欢这种修饰过的"真实”，而不是一句太突兀、会伤及他权威的招供。正面冲突被避免了，学生和老师在这场外交双人舞里各得其所。至于分数，价目表众所周知：不交作业，零分。
那个勇敢地——却徒劳地——试过做作业的走读生，情形也差不多。他进教室时同样怀揣着一个难以被接受的真实：「先生，我昨天花了两个钟头不做您的作业。不，不，我没干别的：我坐到书桌前，拿出作业本，读了题目，然后，整整两个钟头，我陷入了一种数学的惊呆状态，一种心智麻痹，直到我妈妈喊我吃饭我才醒过来。您看，我没做您的作业，可我的确把那两个钟头都花在它上面了。晚饭之后又太迟了，一场新的僵直症等着我：我的英语练习。」「您要是上课多听讲，就不会连题目都看不懂了！」老师可以（有道理地）这么反驳。
为了避开这场当众的羞辱，我们这位走读生宁可也来个外交说法：「我正在读题目，锅炉忽然爆炸了。」
如此这般，从早到晚，一科接一科，一个老师接一个老师，一天又一天，谎言呈指数级增长，最后抵达弗朗索瓦·特吕弗那句著名的「是我妈！……她死了！」
度过这样一天向学校撒谎的日子之后，我们这位差劲的走读生回家听到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那一句：
——那，今天过得顺利吗？
——很顺利。又一句新的谎话。
这句新谎也得掺进一丝真话才立得住：
——历史课上老师问我1515年，我回答马里尼昂，她可高兴了！
（行了，先撑到明天吧。）
可是，明天紧跟着就到，日子周而复始，我们这位走读生继续在学校与家庭之间来回奔波，他全部的精神能量，都耗在编织一张精巧的"伪自洽"之网上：把在学校说的谎和在家说的半真话接起来，把给这拨人的解释和给那拨人的交代接起来，把他在父母面前列数的老师们"罪状"和他在老师耳边悄悄暗示的家庭问题接起来——两边总是放进一个真话的原子，永远如此，因为这些人终有一天会碰面——父母和老师，这是免不了的——所以必须预先想着这场会面，不断地打磨那部将摆上这次访谈桌面的"真实小说"。
这种心智活动所消耗的能量，与好学生认真做一份好作业所付出的努力，完全不成比例。我们这位差劲的走读生正是在其中耗尽了自己。就算他愿意（他隔三差五地愿意），他也没有一丝力气真的投入学习了。他陷身其中的那部小说，把他囚禁在别处——在"必须抗争的学校"和"需要安抚的家庭"之间，夹在第三个、令人焦虑不安的维度里；在那里，想象力的职责就是去堵住无数道裂缝——真实随时可能从那些裂缝里，以它最可怕的面目扑出来：谎言被戳穿，一些人的怒火，另一些人的伤心，指责，惩罚，说不定还有开除，回到自己，无能为力的负罪感，羞辱，悒郁的自我沉溺：他们说得对，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我是一个废物。
而在我生活的这个社会里，一个安坐于"自己是个废物"这一信念中的少年——至少这一点是亲历的经验教会我们的——是一块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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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和父母为什么会无视这些谎话、甚至与之同谋，理由多得数不过来。一个老师要带四五班、每班三十五个学生，每天得经受多少瞎话？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这么问。上哪儿去找查证这些谎言的工夫？再说了，我难道是侦缉员？在道德教育这个层面，我难道应当取代家庭？如果要，边界又在哪里？如此等等，一连串问题，每一个都早晚成为同事们之间一场热烈讨论的题目。
但老师无视这些谎话，还有另一个原因，一个埋得更深的原因；它要是浮上清醒的意识，大致会是这样：这个男孩，是我自己教学失败的化身。我既没法让他进步，也没法让他学习，顶多把他弄进教室——而即便是这样，我能拿得准的也只是他肉身到场。
幸好，这种自我诘难刚一露出头，就被一大串站得住脚的理由压了回去：这个我教不好，行，可我教好了另许多人。这孩子到了初四还这副德性，总不该怪我吧！我的前任们又教了他些什么？该问责的是"单轨制初中"吗？他父母在想什么呢？您真想让我凭我这班的人数和课时，把他这么大的差距追回来？
这些问题——把学生的过去、他的家庭、同事、乃至制度本身都拽了进来——让我们得以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写下学生成绩单上最常见的一句评语：基础薄弱（我甚至在小学一年级的成绩单上见过它！）。换句话说：一个烫手山芋。
而这只山芋，对父母来说尤其烫。他们没完没了地在两只手之间倒腾它。这孩子每天撒的谎让他们筋疲力尽：隐瞒不报的谎、凭空捏造、过于详尽的解释、抢先说出的辩护：「其实呢，发生的事是……」
打到筋疲力尽，不少父母索性装出接受这些泄气的假话的样子：先是为了暂时安抚自己的焦虑（那个真话的原子——马里尼昂1515——起着阿司匹林药片的作用），再是为了保住家里的气氛，别让晚餐变成一场悲剧——拜托，今晚别，今晚不行；为了推迟那场撕碎人心的坦白考验；一句话，为了把那个时刻往后推：那时，他们会在收到学期成绩单时，一点儿也不意外地丈量出这场学业大溃败的规模——成绩单还被当事人或多或少巧妙粉饰过，因为他一直盯着家里的信箱。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
17
成年人纵容一个孩子的谎言的最难忘的轶事之一，是我朋友B的弟弟那桩倒霉事。他当时大概十二三岁。因为害怕一场数学测验，他求最好的哥们儿告诉他阑尾的确切位置。然后他往地上一瘫，假装剧痛发作。校方装着信了，把他打发出门回家，哪怕只是为了甩掉他。接着，父母——他对他们没少干过这种把戏——不带多大幻想地把他送进附近一家诊所；而结果，出人意料，人家当场就给他动了手术！手术后，外科医生出现了，捧着一个广口瓶，里面泡着一条长长的血糊糊的东西，脸上漾着天真无邪的光辉，宣布：「我开刀开对了，他离腹膜炎就差两指宽！」
因为，社会正是建筑在共享得当的谎言之上的。
或者另一个更晚近的故事：N女士是巴黎一所高中的校长，她专门抓旷课。她在毕业班里亲自点名。她格外盯紧一个累犯，威胁他下次再无故缺席就开除。那天早晨，男孩缺席了；这是不能容忍的最后一次。N女士立刻用办公室的电话打给家里。母亲，万分抱歉，向他保证儿子确实病了，躺在床上，烧得厉害，并保证她正要通知学校。N女士挂了电话，心满意足：一切正常。唯独一件事：她回办公室的路上，撞见了那个男孩。点名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在上厕所。
18
限制学校与家庭之间的来回奔波，寄宿相对于走读的好处在于：它把我们的学生安放进两个泾渭分明的时间——周一早上到周五晚上的学校，以及周末的家庭。五个工作日面对一群交谈者，两天休息日面对另一群（这两天总算有机会重新变成节日）。一边是学校现实，另一边是家庭现实。入睡时，不必用当天的谎话去安抚父母；醒来时，不必为没做的作业编借口——因为作业已经趁晚上的自习做完，最理想的情况下，还有位舍监或老师搭把手。说到底，是精神的歇息；一份收回来的能量，多少有机会投进学业里。这就足以把差生推到全班之首吗？至少，这是给了他一个机会，把现在当成现在来过。而人，正是在对自己当下的意识中构建自身的——不是在逃离当下的过程中。
我对寄宿的赞美到此为止。
哦，对了，还有一条——为了吓唬吓唬大家，我要补一句，因为我自己在里面教过书：最好的寄宿学校，是老师们也一并住校的那一种。任何时刻都找得到人，好接应紧急呼救。
19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过去的二十年里，寄宿学校的名声如此之差，而青少年流行文化与电影领域最成功的三部作品，却是《死亡诗社》（Le cercle des poètes disparus）、《哈里·波特》（Harry Potter）和《放牛班的春天》（Les choristes）——而且它们全都以寄宿学校为背景。是三个相当古旧的寄宿学校，更是如此：盎格鲁-撒克逊人那边的校服、仪式和体罚；《放牛班的春天》里的灰色罩衫、阴森的建筑、蒙尘的老师和扇人的巴掌。
分析一下《死亡诗社》在1989年年轻观众那里取得的胜利，会是件有趣的事——当年它几乎被我们的评论界和教师休息室一致痛斥：煽情、讨好、过时、幼稚、多愁善感、电影与思想的双重贫乏——这些论据，谁也无法理性地反驳……可成群的高中生涌进影院，出来时个个容光焕发。若以为他们只是被影片的缺点迷住了，那就是对整整一代人的一种糟糕的看法。比如基廷老师的那些时代错乱，我的学生们都看在眼里，还有他的强词夺理：
——先生，他那个及时行乐（Carpe diem），基廷可有点不太「诚实」：他说得好像我们还活在十六世纪似的；可十六世纪的人死得比现在年轻多了！
——还有，开头那段真恶心：一个自称那么开明的人，居然让学生撕教科书……既然这样，何不干脆烧了那些他不喜欢的书，谁管得着？换了我，我可不会干。
把这几点扣除之后，我的学生们"爱死了"这部电影。男男女女，全都把自己认同于那些五十年代末的美国少年——而那些少年在文化上、社会上都离他们差不多像火星人一样远。男男女女，全都迷上了演员罗宾·威廉姆斯（大人们觉得他戏做得太过）。在他们眼里，他的基廷老师代表了人性的温暖和对这门职业的热爱：对所教科目的激情，对学生的绝对奉献，再配上一股不知疲倦的教练式的活力。寄宿学校的封闭罐子，更给他那些课上了强度，赋予他的课一种戏剧化的亲密氛围，把我们的年轻观众提升到了完完全全的"大学生"的尊严。在他们看来，基廷的课是一种只关他们、只属于他们的过渡仪式。这不关家庭的事。也不关其他老师的事。这一点，我一个学生说得毫不含糊：
——得，老师们不喜欢。可这是我们的电影，不是你们的！
而这，恰恰是那些老师中的大多数二十年前多半也有过的想法——那时他们自己还是高中生，曾为1969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如果……》（If）欢呼雀跃——那也是一部讲寄宿学校的故事：一所无比英式的中学里，最出色的几个学生拿下学校，爬上屋顶，用机枪和迫击炮，朝聚在一起参加颁奖典礼的父母、主教和老师们扫射。成年的观众，照例义愤填膺；大学生和高中生，当然，兴高采烈：这是我们的电影，不是他们的！
由此可见，时代确实是变了。
我当时就想：把所有关于学校的电影拿来做个比较研究，会很能说明孕育它们的社会。从让·维果的*《操行零分》，到那部著名的《死亡诗社》，中间还有克里斯蒂安-雅克（1939）的《圣阿吉尔村的失踪者》，让·德雷维尔（1944）的《夜莺笼》（《放牛班的春天》的祖先），理查德·布鲁克斯（美国，1955）的《黑板丛林》，弗朗索瓦·特吕弗（1959）的《四百击》，米哈尔科夫-康查洛夫斯基（苏联，1965）的《第一位老师》，祖利尼（1972）的《老师》，此外还可以加上1990年之后的：达尼埃莱·卢凯蒂（1991）的《拎公文包的人》，伊朗人莎米拉·玛克玛尔巴夫（2000）的《黑板》，阿卜杜勒拉蒂夫·柯西胥（2002）的《躲闪》，*以及另外好几十部。
我的比较研究计划始终停留在愿望阶段；谁愿意做谁做吧，要是还没人做过的话。这反正是一个办回顾展的好由头。这些电影大多获得了巨大的公众成功，从中可以提炼出不少有趣的教益，其中一条是：自从拉伯雷以来，每一代"高康大"都对"奥洛费恩们"抱着少年式的恐惧，又迫切需要一个"包诺克拉特"——换句话说，人们总是一再想自我塑造，前提是对时代的风气、对地方的精神有所期待，并渴望在某位被认为堪为典范的大师的荫庇下——或者说，在他的光辉里！——绽放自己。
20
不过，还是回到"成材"的问题吧。
1959年2月，1969年9月。也就是说，在我写给母亲的那封祸害无穷的信，和我父亲写给身为教师的儿子的那封信之间，过去了十年。
正是我"成为"的十年。
差生变成教师，这场变形靠的是什么？
顺带还有：文盲变成小说家？
这当然是率先浮上脑海的问题。
我是怎么变成的？
最大的诱惑，就是避而不答。比如辩称：成熟是描述不出来的——人的成熟和橙子的成熟都一样。最桀骜不驯的少年，到底在哪个时刻落到社会现实的地面上？他什么时候决定去玩那场游戏——哪怕只玩一点点？这真的只是"决定"层面的事吗？有机体的演进、细胞的化学、神经网络的组织，在其中各占多大分量？诸如此类的问题，全都足以避开这个话题。
——如果您写下的有关您当差生的经历是真实的，也许有人会反驳我，那这场变形可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谜！
确实，叫人难以相信。而这正是差生的份内之苦：永远不会有人信他。他还落魄时，别人指责他把恶毒懒惰乔装成顺手的哀叹：「别跟我们编故事了，去干活！」等他社会地位证明他脱了身，别人又怀疑他自我标榜：「您？一个当年的差生？得了吧，您吹牛！」事实是，那顶傻瓜帽，人是乐于"事后"戴上的。这甚至是社交场上经常给自己别上的一枚勋章。它让你有别于那些唯一的功绩、就是循着早已标好的知识坦途一路走来的人。上流社会挤满了带着英雄光环的"前差生"。能听到这些机灵鬼，在沙龙里、在电波中，把他们当年的学业挫折，讲成一件件抵抗的壮举。而我，只有在这些话里听出隐隐的痛楚时，才肯信他们。因为人有时能从差生状态中痊愈，却永远无法真正愈合它带给我们的伤口。那样的童年一点都不好玩，回忆起来更不好玩。根本不可能拿它自夸。这就像让一个哮喘痊愈的人吹嘘自己一千次感到就要被憋死！再说，脱了身的差生并不希望别人可怜他，绝对不希望：他想忘掉，仅此而已，不再去想那份耻辱。而且他心底明白，他本来很可能脱不了身。说到底，一辈子烂在差生里的人，才是大多数。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存者。
总之，这十年间，我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是怎么走出来的?
先作一个预先的观察：大人和孩子，众所周知，对时间的感知并不相同。十年，在一个用十年来掂量自己一生长度的成年人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当你五十岁的时候！而这种飞逝感，反过来又加剧了母亲们对儿子前途的忧虑。五年后就要会考了？那还不是转眼的事！这孩子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彻底改变？可对孩子来说，那每一年都抵得上一千年；在他眼里，他的未来整个儿就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跟他谈未来，等于叫他拿一把厘米尺去量无限。“成材"这个动词之所以让他瘫痪，主要因为它表达的是大人的忧虑或斥责。未来，就是变得更糟的我——这大致就是我那些老师断言我将来一事无成时，我翻译出来的意思。听他们说话时，我对时间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的表象；我只是信了他们，就这么简单：永远是个笨蛋，永远——“永远”（jamais）和"永远”（toujours）是受伤的骄傲递给差生用来探测时间的仅有的两个度量单位。
时间……我并不知道，我得先老起来，才能对它的流逝拥有一种对数的感知。（而且我那时对对数一窍不通：不知其表、其函数、其标度、其迷人的曲线……）但等我当了老师，我就本能地知道：把未来拎起来甩到我那些最差的学生鼻子底下，是徒劳的。每一天自有每一天的烦恼，一天中每一小时也自有它自己的——只要我们全身心在那里，在一起。
而我小的时候，我并不在场。我只要踏进一间教室，就等于已经出去了。像一道从飞碟上射下的光柱，我觉得老师那道竖直的目光把我从椅子上拽起来，瞬间抛向别处。抛到哪儿？恰恰是抛进他的脑袋！老师的脑袋！那才是飞碟的实验室。光柱把我放进去。在那里，他们把我的一无是处测量了个底朝天，然后，又用另一道目光，像吐垃圾似的把我吐出来，我就滚进一片垃圾场——在那里，我既弄不懂他们教我的东西，也弄不清学校到底要我做什么，因为我已被认定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判决给了我懒惰的补偿：既然最高当局都认定生米煮成了熟饭，我还拼死拼活图什么？你们看，我练出了一种相当不错的诡辩本事。而当老师之后，我能很快在我的差生们身上认出这种心智倾向。
然后，我的第一个救星来了。
一位法语老师。
在初三。
他认出了我本来的样子：一个真诚的、乐呵呵的自毁型编故事高手。
八成是被我给没背的课文、没做的作业炮制出越来越有创造性的借口的本事镇住了，他决定免掉我的作文，改让我写一部长篇小说。一部我必须在那个学期里写成的书，每周一章。题目自定，但恳请我交稿时不许有拼写错误，「好把评论界的水平提高一点」。（这部小说本身我全忘了，这句话我倒一直记得。）这位老师是个很老很老的人，把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献给了我们。他大概是在巴黎北郊那所再私立不过的学校里，把退休金凑满。一位风度古典的老先生，他竟在我身上认出了那个叙述者。他心里想：管它拼写障碍不障碍，要想打开这孩子的学业之门，非得从故事抓起。我怀着热情写下那部小说。我一字一字地查着字典（自那天起，字典就再没离开过我），郑重地校订每一个词，又像职业连载作家一样准点交出每一章。我猜想那该是个非常悲情的故事——那时我深受托马斯·哈代影响，他的小说总是从误会走向灾祸，从灾祸走向无可挽回的悲剧，这正合我那份对命运的趣味：从一开始就无可挽回，我对此深以为然。
那一年，我相信自己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实质性的进步；但那是我的学生生涯里，第一次有一位老师给了我一个身份：我在某个人眼里"学业性地存在"了，作为一个有着一条要循着走下去的线、并且一路坚持了下来的个体。对我的恩人，当然是感激得五体投地；尽管老先生相当疏远，他却成了我那些偷偷摸摸阅读的知心人。
——那么，帕纳基奥尼，最近在读什么？
因为，还有阅读。
我那时并不知道，阅读会拯救我。
在那个年代，读书还不像今天这样是一场荒唐的壮举。读小说被视为浪费时间，被认为是学业的祸害，自习时间内严禁我们阅读。由此生出了我"地下读者"的天职：把小说包上课本的书皮，藏进一切能藏的地方，夜里打手电筒读，体育课请假——什么办法都用来换取独自与一本书相处的时间。是寄宿学校给了我这份瘾。我在那里需要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那就是书的世界。在家里，我主要看别人读：我父亲坐在扶手椅里抽着烟斗，罩在台灯的光锥下，心不在焉地把无名指插进头发那道严丝合缝的偏分里，一本摊开的书搁在他翘起的膝盖上；贝尔纳在我俩的房间里，侧身躺着，蜷着腿，右手托着头……这些姿态里有一种安适。说到底，是读者的生理状态把我推向了阅读。也许我最初的阅读，只是为了复制那些姿态、再探索别的姿态。通过阅读，我把自己物理性地安放进一种至今仍持续着的幸福之中。我读些什么？安徒生的童话，因为能在*《丑小鸭》里认出自己；也有亚历山大·大仲马，为剑、马和心的动势。还有塞尔玛·拉格洛夫那部辉煌的《约斯塔·贝林》，那个被主教放逐的、酗酒而光彩夺目的牧师，我曾和埃克比庄园的另一些骑士一道，做他不倦的冒险伙伴；《战争与和平》，*大约是升初四时贝尔纳送我的，头一遍读只读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的爱情——这就把小说压到了一百来页；初三时第二遍读，读拿破仑史诗：奥斯特里茨、博罗季诺、莫斯科大火、俄国的退却（我画过一幅巨大的奥斯特里茨战役壁画，上面用我那种秘密的小字体把小人儿们厮杀成一团），又多出两三百页；高二时又读一遍，为的是皮埃尔·别祖霍夫这份友谊（又一个丑小鸭，可他懂得的东西，比人们以为的多得多）；到高三终于通读全书——为俄国，为库图佐夫这个人物，为克劳塞维茨，为土地改革，为托尔斯泰。
自然还有狄更斯——奥利弗·特威斯特需要我——以及艾米莉·勃朗特，她的精神世界在向我呼救；还有斯蒂文森、杰克·伦敦、奥斯卡·王尔德，以及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赌徒》，当然（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打交道，不知为什么，人总是从《赌徒》入手）。我的阅读就这样随缘而走，看家里书架上能找到什么，当然还有《丁丁》，还有《斯皮鲁》，还有当时横扫一切的《踪道志》（Signes de piste）或者《鲍勃·莫雷恩》（Bob Morane）。我带进初中的那些小说的头一条优点，就是不在教学大纲上。没有人考问我。没有一道目光越过我的肩膀来读那些句子；它们的作者和我，始终只有我们俩。读它们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正在自我充实，不知道这些书在我身上唤醒了一种欲望——一种在我忘了它们之后依然存活的欲望。这些少年时代的阅读，以四扇开向世界之迹的门结束：四本再不相同、却为了些我至今仍大半不解的理由、在我身上织起了紧密亲缘关系的书：《危险的关系》、 《逆流》、罗兰·巴特的《神话学》、以及佩雷克的《物》。
我不是个精致的读者。恕我冒犯福楼拜，我读书像十五岁的爱玛·包法利，只为感官的满足——所幸，这些感官后来被证明贪得无厌。这些阅读没有立刻给我带来任何学业上的好处。与一切成见相反，我囫囵吞下的这几千页——而且转瞬即忘——并没有改善我的拼写，它直到今天仍不大可靠，所以我到哪儿都背着词典。不，那个暂时治住我拼写错误的（可正是这个"暂时"，让这件事在根基上成为可能），是那位拒绝把他的阅读降格到拼写层面来考虑的老师给我布置的那部小说。我欠他一份拼写无误的手稿。总而言之，他是位教学天才。也许只是对我一个人、也许只是这一次，但终究是个天才！
从初三到高三之间，我还遇到过三位这样的天才，另外三位救星，我后面还会讲到：一位就是数学的数学老师；一位把历史"化身"的艺术演得出神入化的历史老师；还有一位哲学老师——今天回想起来，我自己对他的那份敬佩更显得惊人，因为他本人对我毫无记忆（他写信告诉我的），而这在我眼中反而让他更显高大：因为他唤醒了我，而我所欠他的，不是他的看重，全是他的艺术。这四位老师加起来，把我从我自身里救了出来。他们来得太晚了吗？如果他们做我小学的老师，我会跟得这样好吗？我会对自己的童年留下更好的记忆吗？无论如何，他们是我幸福的意外。对其他学生来说，他们是否也像于我那样，是一场启示？这是一个值得一问的问题，因为在教学中，“性情"这一观念起着作用。每当我偶遇一位往日的学生，他说在我班里度过的时光是幸福的，我就会想：同一时刻，在另一条人行道上，也许正走着那个把我当成"扫兴鬼"的人。
我变形中的另一个要素，是爱情闯入了我那所谓的不配感。爱情！对我自认为的那个少年来说，完完全全不可想象。可统计学早已预告它可能——甚至必然——现身。（罢了，您想想：让人爱上我？我？被谁爱？）它第一次现身，是一场假期里动人的邂逅，主要通过大量书信往来言说，最后以一场以我们的青春和相隔的地理距离为名、双方同意的分手告终。第二年夏天，我的身心被这段半柏拉图式热恋的结局碾碎，便登上一艘货轮当了见习水手——那是还在大西洋服役的最后几艘自由轮之一——并把一包足以让鲨鱼笑掉大牙的信扔进了海里。又等了两年，另一场爱情才成为"第一次”——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是行动赋予话语以分量。那是另一种"化身"，它革命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并签署了我差生生涯的死刑判决。有一个女人爱我！我生命里头一回，我自己的名字在我自己的耳朵里回响！一个女人用我的名字呼唤我！我在一个女人眼中存在——在她心里，在她手里，而且已经在她记忆里：她第二天清晨投来的第一眼，就是证明！被从所有人中选中！我！被偏爱！我！被她！（而且她是个大学预科班的女生，正当我要复读高三的时候！）我最后一道堤坝垮了：所有深夜读过的书，那大多已从我记忆里抹去的几千页，那些在所有人——甚至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形下积累的知识，埋在一层层遗忘、放弃和自我诋毁下面，那团沸腾着各种想法、情感和各种学问的词语岩浆，忽然炸开了那层耻辱的地壳，喷涌进我的脑袋——我的脑袋顿时化作了缀满繁星的苍穹！总之，我飘飘然了，就像今天的幸福人们爱说的那样。我爱着，也被爱着！怎么会有这样迫不及待的炽热，又能带来这样的宁静与笃定？他们一下子给了我怎样的信任！而我忽然间又对自己有了怎样的信任！在这份幸福持续的几年里，再也没有人动过做蠢事的心思。倒是加倍努力，千真万确。
高考之后，我以不如说一句话快的速度，拿下了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写出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满了整本整本的格言——我毫不脸红地称之为我的《精妙短语》（Laconiques）——还炮制出数不清的论文，其中有一些是献给我女友那些预科女生的朋友的，她们经常就某个历史、文学或哲学的问题来请教我。乘着这股势头，我甚至还奢侈了一把：念了一年的大学预科班（hypokhâgne），读到半路又扔下，去写那部著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任我的笔自己做主，凭我自己的翅膀，在我自己的天空里飞！我别无所求。只要我的女友继续爱我。
至于我父亲的玩笑——说我要拿文学硕士，怕得先闹一场革命；说我要是去碰大学教师资格（agreg），怕会引发一场全球冲突——我开怀大笑，回敬道：不不不，不是革命，爸爸，是爱情，老天！爱情，已经三年了！革命嘛，我和她在床上已经革过了！至于大学教师资格——不考，我不爱赌运气！中学教师资格（Capes）也不考！已经浪费了够多的时间。一张硕士文凭，到此为止：一位教师的起码生存条件。当个小老师，爸爸。哪怕进些小学校。回到案发现场。去照顾那些落进吉布提垃圾桶似的孩子们。带着我对自己当年模样的清晰记忆去照顾他们。至于其余的，文学！小说！教学和小说！读，写，教！
我的苏醒，还要大大归功于那位表面疏远、实则执着的父亲的顽强。他从不为我的灰心而灰心，他顶住了我所有逃跑的企图：比如，我十四岁那年，言辞激烈地求他送我去上军校的"将门子弟班"。二十年后我们说起这事，笑得前仰后合——那时我已退伍，把军籍簿上写的记录拿给他看：历任军衔：列兵。
——所以是"历任列兵"喽？果然不出我所料：既不惯于服从，也无半点指挥的兴致。
还有那位老朋友，让·罗兰，哲学老师，尼古拉、让娜和让-保罗的父亲，我少年时代的伙伴们。每当我高考落榜，他就请我去一家上好的馆子，再一次说服我：各人有各人的节奏，我不过是开花开迟了。让，我亲爱的让，愿这些文字——确实迟到了这么多——在哲学家们的天堂里，引你露出微笑。
21
总之，人是会"成材"的。
但人并不会改变太多。人是就着已有的自己凑合的。
到了这第二部的结尾，我竟闹起了一场怀疑的危机。怀疑这本书的必要性，怀疑我写它的能力，干脆就是怀疑我自己；这怀疑很快便滋长成对我全部工作的讽刺性思量——甚至是对我整个一生……怀疑不断蔓生……这种危机来得频繁。它们虽然是差生生涯的遗产，我却始终没法习惯。人总是"第一次"怀疑，而我的怀疑是毁灭性的。它把我推向我天然的斜坡。我挣扎着，可日复一日，我又变回我正试图描写的那个差生。症状与我十三岁时如出一辙：走神，拖延，心不在焉，疑病，神经质，悒郁的自我沉溺，忽冷忽热，唧唧歪歪，最后，对着电脑屏幕怔怔发呆——就像当年对着要做的练习、要准备的听写……我就在这儿，当年的那个差生嘲笑道。
我抬起眼睛。目光在韦科尔南部游荡。地平线上没有一栋房子。没有一条路。没有一个人。多石的田野边上围着光秃秃的山岭，山间这儿那儿绽开一丛丛山毛榉，像一簇簇无声的羽饰。在这一片空旷之上，赫然隆起一朵朵蓄势的云。上帝啊，我多么爱这片风景！说到底，我人生的一大欢乐，就是给了自己这么一处放逐地——童年时我曾向父母讨要的放逐……在这片地平线之内，谁也无须向任何人交代。（除了地上这只小兔子，要向天上那只对它打着主意的鵟交代……）在沙漠里，诱惑者不是魔鬼，而是沙漠本身：那是所有弃绝念头天然的诱惑。
好了，这样就行了，别耍猴戏了，回去干活吧。
22
于是，又回去干活。一行一行地，随着这本书慢慢成形，人也继续"成材"。我们在成为着。
一个接一个，我们都"成为"了。
一切很少按计划发生，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在成为着。
上个星期，我从一家电影院出来，一个小姑娘，八九岁的样子，在街上追我，气喘吁吁地赶上来：
——先生，先生！
怎么啦？我把伞忘在影院了吗？小姑娘满脸笑意，用手指了指街对面一个正看着我们的男人。
——那是我爷爷，先生！爷爷对我做了个有点局促的招呼。
——他不敢跟您打招呼，可您当过他的老师。
我的老天，她爷爷！我当过她爷爷的老师！可不是嘛，我们在成为着。
你送走一个初四的小丫头——她自己都承认差劲、差劲、差劲（「我以前可差劲了！」）——二十年后，一个年轻女人在阿雅克肖的一条街上叫住你，容光焕发，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上：
——先生，别碰那位骑着马过去的骑士的肩膀！
你站住，转身，年轻女人朝你微笑，你背出《小径》（L’allée）的下一段——那是苏佩维埃尔的一首诗，看来你们俩都烂熟于心：
他若回头望， 便是黑夜降临， 一个无星的夜晚， 无弧线，也无云。
她放声大笑，问道：
——那时，这满天的造就者，* 明月与它的行程， 还有太阳的喧响， *又会变成什么？
而你，你回答着那个在女人笑意里重新浮现的小女孩——那个当年你在她面前背这首诗的倔强孩子：
你得等待，等第二个骑士， 和头一个同样有力， 肯从那里驰过。
在巴黎，我一帮朋友在一家咖啡馆闲聊。邻桌一个男人直勾勾地看着我，用手指点我。我抬起眼睛，扬了扬眉毛问他想要什么。他却用另一个名字喊我：
——堂塞贡多·松布拉！
他这么一喊，把我抛进了一次令人晕眩的时间飞跃。
——你，你是我1982年的学生！初二。
——正是，先生。那一年，您给我们朗读了*《堂塞贡多·松布拉》，*里卡多·吉拉尔德斯写的一本阿根廷小说。
这些不期而遇的学生的名字，我从来记不住，他们的脸也一样；但只消开头几句诗、提起的最初几个书名、对某一堂课最初的暗示，那个不肯读书的少年，或者那个硬说什么都听不懂的小女孩，便有什么东西重新拼凑成形：他们重新变得和苏佩维埃尔的诗句、或松布拉的名字一样熟悉——而那两样，谁知道为什么，竟没有经受住时间的侵蚀。他们是那个怯生生的小女孩，同时又是那个如今引领着她们这一代风尚的年轻女人；是那个倔头倔脑的男孩，同时又是那位巡航在海洋上空、开着自动驾驶仪、读着书的机长。
每一次重逢，你都会注意到：有一个人生盛开了，跟云朵的形状一样不可预料。
你也别以为，这些命运有那么多是亏了你当老师的影响力！我看了一眼怀表上的时间——那是我妻子米娜在许多年前的某个生日送我的，我从不离身。这种双盖的表有个名字，叫香皂表（savonnette）。于是，我看了看我的香皂表，一下子滑回十五年前：H高中，F教室，我正在监考六十来个高二高三的学生，他们在一种"未来般"的寂静里奋笔疾书。所有人都在拼命写满纸面——除了我右手边、挨着窗户三五排的爱马纽埃尔。昂着鼻子，白卷一张，爱马纽埃尔。我们的目光相遇。我的目光变得明明白白：怎么？交白卷？你倒是开始啊，听见没有？爱马纽埃尔示意我走近。两年前我教过他：机灵，鲜活，懒散，有创意，风趣，坚定。而眼下，摊着一张明晃晃的白卷。我同意走近，想给他敲敲警钟；可他用一声了断的叹息，掐断了我即将开火的训斥：
——您要是知道这有多烦我，先生！这样的学生该怎么处置？当场击毙？我怔在那儿等着下文，虽然不是时候，还是问道：
——那，可以问问什么让你感兴趣吗？
——这个。
他回答着，把我的香皂表还给我——他不知什么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扒走了。
——还有这个，他补了一句，把我的钢笔还给我。
——扒手？你想当扒手？
——魔术师，先生。
而他后来确实成了魔术师，说真的，如今也还是，而且出了名——这跟我毫不相干。
是啊，有时计划是会实现的，天职是会完成的，未来是会赴它预约的约会的。一位朋友向我保证，他请客的那家餐厅里有个惊喜等着我。我去了。这惊喜很大。原来是雷米，此处的掌勺大师傅。一米八的个头，顶着雪白的厨师帽，威风凛凛！起先我认不出他，可他往我眼前放下一张纸，唤醒了我的记忆——那是一张二十五年前他写的、我批过的卷子。十三分（满分二十）。题目：*为四十岁的你画一幅肖像。*而此刻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四十岁的男人，微笑着，因老教师的出现而隐约有些拘谨，恰恰就是那个男孩在卷子里描绘的那个人：一家餐厅的老板——他还把自家餐厅的厨房比作一艘远洋客轮的机舱。批卷的人当年用红笔称赞了这篇作文，并许愿有朝一日能坐上这家餐厅的餐桌……
这是这样一种时刻：你不会后悔自己成了那位——如今，你已不再是——的老师。
我们在成为着，成为着，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而我们有时会在"已成材者"之间彼此错身而过。伊莎贝尔，上个星期，在一家剧院里相遇——她将近四十岁，却惊人地像那个十六岁、我高二班上、曾经当过我学生的小丫头……她是第二次被开除后落到我班上的。（「我三年里被开除两次，好嘛！」）如今她是言语矫正师，笑意练达。
和别的人一样，她问我：
——您还记得某某吗？还有某某某？还有那某某？
唉，我的学生们啊，我这该死的记性，永远拒绝归档专有名词。它们的大写字母，始终在那儿挡路。我隔一个暑假就能忘掉你们大多数人的名字——您想想，更何况经过这么些年！一种没完没了的虹吸在冲刷我的脑子，它一边冲走你们的名字，一边冲走我读到的作者的名字、他们的书名或者我看过的电影名、我穿行的城市、我走过的路线、我喝过的酒……但这并不表示你们就此沉进了我的遗忘！只要给我五分钟再见到你们——雷米那张信赖的大圆脸，纳迪娅的放声大笑，爱马纽埃尔的狡黠，克里斯蒂安深思的温柔，阿克塞勒的伶俐，阿尔蒂尔那永不生锈的好脾气——就会从这个男人或这个女人身上，把那个学生重新唤醒；而他们与我错身时，还肯给我认出他们的老师这份快乐。今天我可以向你们承认：你们的记性，从来就比我的更快、更可靠——哪怕在我们一起学那些每周篇目、要求一年到头随时可以互相背诵的那些年月里，也是如此。
无论好坏，三十来篇各种体裁的课文，伊莎贝尔骄傲地宣称：
——我一篇都没忘，先生！
——我想，你当年总有特别喜欢的……
——有的，比如这一篇——您当年说过，我们得再等上六十来年，才"熟"到能理解它。
于是她给我背出那篇课文——它恰好应景，正好为"成材"这一章收尾：
我的祖父习惯说：「人生异样地短暂。在我的记忆里，它如今蜷缩得如此之紧，我几乎无法理解（比如说）一个年轻人怎么下得了决心，骑马到最近的村子去，却不怕——把一切意外都排除在外——一段平常的、不疾不徐的人生，连做这样一趟远足都还远远不够。」
伊莎贝尔带着一个近乎屈膝礼的动作，说出作者的名字：弗朗茨·卡夫卡。又补了一句：
——用的是维亚拉特的译本，就是您最偏爱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