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布提的垃圾场（La poubelle de Djibouti）

统计上一切都能解释，个人层面上一切都会变得复杂。

1

先从尾声说起：年近百岁的妈妈，正在看一部关于一位她很熟悉的作家的电影。片子里，作家在巴黎自己家中，被他的书簇拥着，坐在那间兼作书房的藏书室里。窗户面对一所学校的操场。课间的喧闹声。我们得知，这位作家当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教师，而他之所以选择这个面向两个操场的公寓，就像一位铁路工人退休后偏偏挑在编组站上方落脚。接着我们看到作家去了西班牙、意大利，与他的译者交谈，与威尼斯的朋友们说笑；又在韦科尔高地上，独自行走在高原的雾气里，谈论职业、语言、文风、小说结构、人物……这一次，新的书房朝向阿尔卑斯山的壮丽美景。这些场景由作家所钦佩的艺术家们的访谈穿插而成，他们谈论着各自的工作：电影导演兼小说家戴思杰（Dai Sijie）、漫画家桑贝（Sempé）、歌手托马斯·费尔森（Thomas Fersen）、画家于尔格·克赖恩比尔（Jürg Kreienbühl）。

回到巴黎：作家坐在电脑前，这一回，置身于他的词典之间。他说他对词典怀着激情。我们还得知——这也是影片的结论——他进入了词典，进了《罗贝尔词典》（le Robert），在字母 P 之下，以佩纳克（Pennac）为姓，全名佩纳基奥尼（Pennacchioni），名字叫达尼埃尔（Daniel）。

于是，妈妈看这部影片，身边是给她录下影片的我的哥哥伯纳（Bernard）。她从头看到尾，在扶手椅里一动不动，目光定定，一声不吭，任窗外夜色降临。

影片结束。

字幕。

寂静。

然后，她缓缓转向伯纳，问道：

「——你觉得，他有一天能走出来吗？」

2

事情是这样的：我曾是个坏学生，而她从未真正放下过这件事。如今，她这位老太太的意识正离开当下的海滩，缓缓退潮般涌向记忆遥远的群岛，最先重新浮出水面的礁石，就让她想起那份在我整个学生生涯中啃噬着她的忧虑。

她用忧虑的目光看着我，慢慢地说：

「——你在生活里，靠什么过活呀？」

很早就，我的未来在她眼里似乎已经如此岌岌可危，以至于她从未真正相信过我的现在。既然我注定成不了材，她也就觉得我不具备立身的本钱。我是她那个朝不保夕的孩子。然而，其实从 1969 年 9 月我以教师的身份踏进我第一个班级起，她就应该知道我脱险了。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也就是我整个成年时光），她的忧虑始终在暗中抵抗着我呈给她的所有「成功的证据」——我的电话、我的信、我的探望、我的书问世、报纸上的文章、我上皮沃（Pivot）的节目。职业生活的稳定也好，文学工作的认可也好，她从旁人嘴里听到的关于我的一切也好，她在报刊上读到的也好，没有一样能让她彻底心安。诚然，她为我的成功欣喜，与朋友们谈论它们，也承认我父亲——未及见证这些成功便已离世——若在，定会为此高兴；但在她心房的深处，始终盘踞着最初那个坏学生所种下的、永久的焦虑。她作为母亲的爱就是这样表达的；每当我拿「母爱式的忧虑」打趣她时，她总是用一句伍迪·艾伦（Woody Allen）式的玩笑俏皮作答：

「——有什么办法呢？不是所有的犹太女人都是母亲，可所有的母亲都是犹太人。」

而如今，我这位年迈的犹太母亲已不完全活在当下了。当她的目光落在我——她六十岁的老幺——身上时，那目光里就又变成那份忧虑。一份已经减弱了强度的忧虑，一种化石般的焦虑，只剩下对自己的习惯了，却依然鲜活到足以让妈妈在我告别她的时候，把手搭在我手上，问道：

「——你在巴黎，有套公寓吗？」

3

所以，我曾是个坏学生。童年的每个夜晚，我回到家里，身后都追着学校的影子。我的成绩册上写着老师们的责难。当我不是班上的最后一名时，那便是倒数第二名。开香槟吧！起先是对算术冥顽不灵，后来是对数学；我严重拼写失调，记不住日期，对不上地理方位，学不会外语，被认为懒惰（功课不背、作业不写），我带回家的成绩总是惨不忍睹，音乐、体育、乃至任何课外活动都无法替它挽回。

「——你懂吗？我讲的东西，你到底懂不懂？」

我不懂。这种理解无能，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我童年极早的时期，以至于家人编成了一个传说来给它标注起源：我学字母表的经历。我总听人说，我花了整整一年才记住字母 a。一个字母 a，用了一年。我无知的沙漠，从无法逾越的 b 之外开始。

「——别慌，再过二十六年，他会把自己的字母表掌握得完美无缺。」

我父亲就是这样打趣，好排解他自己心里的担忧。许多年后，当我重读高三、追赶那个执拗地躲开我的中学毕业会考时，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别担心，就算为了会考，人最后总归会练出肌肉记忆的……」

又或者，1968 年 9 月，我的文科大学文凭终于到手时：

「——你为一张大学文凭，竟要费一场革命才行。那我们是不是得盼着一场世界大战，才能等到你的教师学衔考试啊？」

这话没有特别的恶意。那是我们父子之间的默契。我和父亲很快就都选择了微笑。

还是回到我的起点。作为四兄弟中的老幺，我是一个特例。父母在哥哥们身上没能积攒起训练经验，而他们的学业虽谈不上出类拔萃，倒也一路顺遂、毫无波折。

我是众人惊讶的对象，而且是持续不断的惊讶，因为年复一年，我学业上那副呆滞的状态却没有丝毫起色。「我真是惊掉下巴」「我真不敢相信」是我耳熟能详的感叹，伴随着大人们那种目光；我看得真切，自己什么都吸收不了的状况，在他们眼里凿出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难以置信的深渊。

显然，所有人都比我领会得快。

「——你整个儿就是块木头疙瘩！」

会考那年（会考的某一年）的一个下午，父亲在充当我们书房的房间里给我上三角函数课，我们家的狗悄悄溜到身后的床上躺下。被发现后，它被毫不客气地轰了出去：

「——出去，狗，回你的沙发上去！」

五分钟之后，狗又回到了床上。它只是先跑去叼来了那张保护它沙发的旧毯子，然后躺在了毯子上。全家自然一片赞叹，而且当之无愧：一头畜生竟能把一条禁令与「干净」这个抽象概念联系起来，并由此得出结论——得给自己安一张床，才能享受主人的陪伴。啧啧，这当然是货真价实的推理！这成了我们家常青的谈资。就我个人而言，我从中得出的教训是：连家里的狗都比我开窍快。我大概还朝它耳边嘀咕了一句：

「——明天你去上学得了，马屁精。」

4

两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沿着卢河（le Loup）河畔散步，那是他们童年的河。两兄弟：我的哥哥伯纳和我。半个世纪前，他们曾跃入那片透明的河水里，在那些不惧他们吵闹的雅罗鱼间游水。鱼的亲近让人以为，这样的幸福会永远持续下去。河流在悬崖之间奔流。当兄弟俩顺着它一直走到海边，时而顺流而下，时而在岩石上攀爬，他们偶尔会失去彼此的踪迹。为了重新会合，他们学会了用手指打口哨。长长的尖啸声在岩壁间来回反弹。

如今，水位下降了，鱼消失了，一洼黏糊糊的死水昭告着洗涤剂对自然的胜利。童年留下的，只剩下蝉鸣和树脂般灼热的阳光。还有，我们依然会打口哨；我们从未在耳朵里失散过。

我对伯纳说，我想写一本关于学校的书；不是写变化社会里变化的学校——就像这条河一样变了，而是写在这永不停歇的剧变深处，恰恰是那些不曾改变的东西；写一种我从未听人谈起过的恒常：差生、父母与老师共同承受的疼痛（la douleur partagée du cancre, des parents et des professeurs），这些学校之痛（chagrins d’école）相互缠绕的互动。

「——好宏大的计划……那你打算怎么下笔？」

「——比如，先从拷问你开始。你还记得我当年是怎么个无可救药法吗，就说……数学？」

我的哥哥伯纳是全家唯一一个能辅导我功课而不会让我像牡蛎一样锁上壳的人。我们共住一间房间，直到我升入五年级、被送去寄宿。

「——数学？其实是从算术开始的，你知道吧！有一天，我指着一个摆在你眼前的分数，问你要拿它怎么办。你张口就答：『得把它约分到公分母。』可那儿只有一个分数，也就只有一个分母，但你死不松口：『得把它约分到公分母！』我追着问你：『你想想，达尼埃尔，这儿只有一个分数，所以只有一个分母。』你火了：『是老师说的；分数就得约分到公分母！』」

两位先生沿着散步的路，相视而笑。这一切都离他们十分遥远了。其中一位当了二十五年教师：大约两千五百名学生，其中不少属于官方套话所说的「极度困难」学生。而他们俩都是为人父者。「老师说了……」——他们懂这个。差生寄托在念咒般的重复上的希望，是的……老师的话对差生来说，不过是几根浮木，他紧抱着它们，而激流正把他卷向大瀑布。他复述老师的话。不是为了让它有意义，不是为了那规则落到实处，不，只是为了暂且脱身，为了「放我一马」。或者是为了被爱。不惜一切代价。

「——那又是关于学校的一本书咯？你还嫌写得不够多吗？」

「——不是写学校！人人都在为学校操心，那是古人与今人的永恒之争：课程大纲、社会角色、目标宗旨、昨日的学校、明日的学校……不，我要写的是差生！写不懂的痛苦，以及它带来的附带损伤。」

「——你当年真有那么苦不堪言吗？」

「——关于当年那个差生的我，你还能告诉我些什么？」

「——你抱怨自己没有记性。晚上我带你背的课文，隔一夜就蒸发了。第二天早上你全都忘光了。」

事实如此。我记不住东西，用今天年轻人的话说：不往脑子里存。我既捕捉不进，也存不下来。最最简单的词，一旦要我把它当作认知对象来审视，立刻就失去了实质。比方说，如果我要背一篇关于汝拉山（le Jura）的课文（这甚至不仅仅是举例，我这儿有一段非常具体的记忆），这两个音节的小词便随即分解，直到与弗朗什-孔泰、安省、钟表业、葡萄园、烟斗、海拔、奶牛、严冬、边境那边的瑞士、阿尔卑斯山脉，乃至「简简单单的山」统统失去关联。它不再代表任何东西。汝拉，我对自己说，汝拉？汝拉……我不停地重复这个词，像个没完没了咀嚼的孩子，嚼了又嚼咽不下去，念了又念却消化不了，直到味道和意义彻底分解：嚼，念，汝拉，汝拉，汝拉，汝拉（Jura, jura），汁，老鼠，汁（jus, rat, jus），拉-汝-拉-汝，茹-拉-茹-拉，茹拉茹拉茹拉（ra ju ra ju ra jurajurajura）……直到那个词变成一团含混的声浪，连一丝意义的残渣都不剩，那是海绵状的脑子里一个醉汉含糊的嘟囔……就这样，你会在一堂地理课上睡过去。

「——你当时还自称讨厌大写字母。」

啊！大写字母，可怕的哨兵！我总觉得它们伫立在某些专有名词和我之间，禁止我靠近那些词。凡是以大写字母开头的词，都注定被瞬间遗忘：城市、河流、战役、英雄、条约、诗人、星系、定理，统统因那个令人僵住的大写字母而被记忆拒之门外。「站住！」大写字母喝道，「这名字的门，你休想跨进一步，它太干净了，你不配，你是个蠢货！」

沿着我们的路，伯纳补了一句：

「——是个小写的蠢货！」兄弟俩哈哈大笑。

「——后来，外语又来了一轮：我总有个挥之不去的念头，觉得那儿说着的话对我来说太聪明了。」

「——这也就省得你背单词表了。」

「——英语单词跟专有名词一样容易挥发……」

「——总而言之，你在给自己编故事。」

是的，这正是差生的特点：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给自己讲差生的故事——我是废物，我永远成不了事，连试都不必试，早就没戏了，我早告诉过你们了，学校不是为我开的……学校在他们眼里是一个门槛极高的俱乐部，他们禁止自己入内。有时候，还有几位老师在一旁推波助澜。

两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沿着一条河散步。走到路的尽头，他们遇到一片为芦苇和卵石所环绕的水面。

伯纳问：

「——打水漂，你还是那么厉害吗？」

5

当然，这里要问的是最原初的因由。我的差生资质从何而来？我出身国家中产阶级家庭，生于一个充满爱、没有冲突的家庭，身边是认真负责、帮我做功课的成年人……父亲毕业于综合理工学院，母亲居家，没有离婚，没有酒鬼，没有性格乖张者，没有遗传缺陷，三个哥哥都考过了中学毕业会考（都是数学脑袋，很快一个成了工程师、一个当了军官），家庭作息规律，饮食健康，家中有藏书，文化氛围与这一阶层、这一时代相称（父母都生于 1914 年之前）：绘画到印象派为止，诗歌到马拉美（Mallarmé）为止，音乐到德彪西（Debussy）为止，还有俄国小说，以及那段不可避免的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时期，至于最大胆的，不过是乔伊斯（Joyce）和齐奥朗（Cioran）……饭桌上言谈平静、欢快而博学。

然而，我却是个差生。

从家族史里也找不出解释。这是靠着世俗、免费、义务的学校实现的三代人的向上流动，是一部共和国的上升史，一次儒勒·费里式的胜利……另一位儒勒——我父亲的叔叔，「那位叔叔」，儒勒·佩纳基奥尼（Jules Pennacchioni），把家族所在的科西嘉村庄瓜尔加莱（Guargualé）和皮拉-卡纳莱（Pila-Canale）的孩子们都带上了小学毕业文凭；人们把世世代代的教师、邮差、宪兵，以及其他殖民法兰西或本土法兰西的公务员……归功于他（也许还有几个强盗，但他会把他们变成读者）。据说那位叔叔让所有人都学着做听写和算术练习，而且不分场合；还相传他会去把那些被父母在栗子采摘季逼着不去上学的孩子一个个从灌木丛林地里捞回来，带回自己家，然后通告那位奴役孩子的父亲：

「——等你这孩子拿到文凭，我再把他还给你！」

如果这是个传说，我很喜欢它。我不相信教师这门职业还能设想成别的样子。人们对学校的种种诋毁，遮蔽了一个事实：学校从家庭的恶习、偏见、傲慢、愚昧、愚蠢、贪婪、惰性乃至宿命论里，拯救过多少个孩子。

那位叔叔就是这样的人。

然而，三代之后，轮到我，差生！

叔叔若地下有知，该多蒙羞啊……幸好，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

不但我的家世背景禁止我做差生，作为一代比一代学历更高的家族的最后一人，我在社会安排上还被注定要成为家族的骄傲：综合理工或高师出身，自然还要进国家行政学院，去审计法院，或当个部长，谁知呢……人们对他的期望起码如此。在这之上，再结一门有效的婚姻，生儿育女，让他们从摇篮起就奔赴路易大帝中学的预科班，进而直抵爱丽舍宫的王座，或执掌一家全球化妆品集团。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例行程序，精英的再生产……可结果呢：不，一个差生。

一个没有历史根源、没有社会学理由、没有失爱的差生：一个自足的差生。一个样板级的差生。一个度量单位。

为什么？

答案也许躺在心理学家的诊室里，但那时还不是把学校心理辅导员当作家庭替代品的年代。人们只能就地取材。

伯纳呢，他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六岁那年，你掉进了吉布提的市政垃圾场。」

「——六岁？学 a 的那一年？」

「——对。其实那是个露天垃圾堆。你从一堵墙头上栽了下去。我不记得你在里头待了多久。你不见了，大家四处找你，而你就那么在里面挣扎，头顶是接近六十度的太阳。我宁可不去想象那是什么光景。」

说到底，「垃圾场」这个意象，倒是很贴合迷失于学校的差生那种「废料」感。何况「垃圾场」（poubelle）这个词，我亲耳听过好几回，用来形容那些不受合同约束的私立学校——它们愿意（以什么价码？）收留初中的边角料。我从五年级到高二一直寄宿在那里。而在我忍受过的所有老师中间，有四位救了我。

「——你被人从那堆垃圾里捞出来时，得了败血症；只好给你打青霉素，一连打了好几个月。疼得要命，你吓得半死。护士一露面，我们就在屋里翻箱倒柜地找大半天才能把你找出来。有一天你躲进一个大衣柜，结果柜子整个倒下来压在你身上。」

怕打针，这是个很有说服力的隐喻：我的整个学生生涯都在躲避老师，他们在我眼里如同手握巨型注射器的迪亚富瓦（Diafoirus）式庸医，职责是把那种灼热的浓稠液体——五十年代的青霉素，我对它记得清清楚楚——灌进我的身体；那是一种熔化的铅，被注射进一具孩童的躯体。

总之，是的，恐惧确确实实是我学生时代最大的事；它是那把锁。而我日后成为教师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治愈我最差的学生们的恐惧，砸开那把锁，让知识有机会流进去。

6

我做了一个梦。不是童年的梦，是今天的梦，发生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准确说，就在上一章结束之后。我穿着睡衣坐在床边。几个粗大的塑料数字，就是小孩子玩的那种，散落在面前的地毯上。我该「把这些数字按顺序排好」。这就是题目。我觉得这事儿挺容易，我很高兴。我俯下身，朝那些数字伸出手去。然后，我发现自己没有手了。睡衣的袖管尽头空空的。让我发慌的，不是手不见了，而是我够不到那些数字，没法把它们排好。而那本该是我会做的事。

7

然而，外表上，我并不躁动，我其实是个活泼贪玩的孩子。弹珠和羊拐骨我是把好手，踢球玩「监狱球」所向披靡，打枕头仗我是世界冠军，我贪玩。我相当健谈爱笑，甚至爱搞恶作剧，在班级的各个层级都交得到朋友——当然是差生，但也不乏尖子生——我没有偏见。最要紧的是，某些老师责怪我的这份快活。这是在一无是处之上，再添一笔放肆无礼。一个差生，最起码的礼貌就是悄没声儿：要是胎死腹中，那才最理想。只不过，我的生命力对我而言是活命所必需，容我这么说。游戏把我从那种忧伤中拯救出来——每当我跌回孤独羞耻的深渊，那种忧伤就随之淹没我。上帝啊，一个差生，在「从来做不对该做的事」的羞耻里的那份孤独！还有那种逃跑的冲动……我很早就感到逃跑的冲动。逃向哪里？相当含糊。逃出我自己，可以说，可又是在我自己之内。但得是一个能被别人接受的「我」。我大概正是欠着这股逃跑的冲动，才有一种先于我的笔迹出现的古怪字迹。我不去写字母表的那些字母，而是在页边画一个个逃跑的小人，让他们在页边聚成一伙。起初我原本是认真的，我笨手笨脚地给字母描边，可渐渐地，字母自行变形，变成这些蹦蹦跳跳、快快乐乐的小家伙，溜到别处去嬉戏，成了我求生渴望的象形文字：

直到今天，我还用这些小人在我的题献里。要避开那种给赠书扉页写上一句体面空话的条条框框时，它们对我弥足珍贵。那是我童年的一伙人，我对他们始终忠诚。

8

少年时代，我曾梦想一支更真实的「帮」。时代不允许，我的阶层不允许，我的环境也没给我机会，但直到今天，我还是要斩钉截铁地说：要是我有机会拉帮结派，我一定会干。而且会干得多么兴高采烈！我的玩伴们并不能让我满足。对他们来说，我只存在于课间；在课堂上，我觉得自己是个叫人难堪的存在。啊！融进一支把学业看得一文不值的帮里，那是怎样的梦！帮派的魅力何在？在里面消融自我，却带着在此处确证自我的感觉。多么美丽的身份幻象！只为忘掉那种置身校园世界而产生的彻头彻尾的格格不入感，逃离那一双双轻蔑的大人目光。那些目光是何等趋同！用一份共同体之感去对抗那份恒久的孤独，用一个「别处」对抗这个「此处」，用一片领地对抗这座监狱。不惜一切代价离开差生之岛，哪怕登上一艘只有拳头法则的贼船，哪怕最好的结局是被送进监狱。

我觉得他们比我强大得多——别人、老师、大人，而他们的力量远比拳头更碾压人，那么受公认、那么合法，以至于我有时会涌起一种近乎执念的报复欲。（四十年后，「心中怀恨」（avoir la haine）这个说法从某些青少年嘴里冒出来时，我一点也不惊讶。它被大量新的社会学、文化、经济因素放大，表达的仍然是我曾那般熟悉的那种报复的需要。）幸运的是，我的玩伴们不是那种会拉帮结派的人，我也不是从哪个街区来的。于是，我成了一支「只有一个少年的帮」，正如雷诺（Renaud）的歌里唱的那样，一支十分寒碜的「帮」，我在其中独当一面，用相当阴损的方式施行着报复。比如那些牛舌（大概上百条吧），是我在夜里从食堂的罐头里顺出来的，钉在一位总务的门上，因为他每星期给我们上两次牛舌，如果我们不吃，第二天它们又会出现在我们的盘子里。又比如那条咸鲱鱼，系在一位英语老师那辆崭新的汽车的排气管上（那是一辆阿丽安娜（Ariane），我记得，轮胎侧胎壁白得像个拉皮条客的白皮鞋……），车子随即无端地散发出一股烤鱼味，浓重到起初那几天，车主本人一进教室就带着一身鱼腥臭。又比如那三十来只母鸡，从我那所山区寄宿学校附近的农庄里偷来，用来填满那位总学监的房间——整整一个周末，因为他把我关了禁闭。仅仅三天，那间屋子就变成了何等壮观的鸡舍：鸡粪和羽毛粘得到处都是，还撒上稻草以增真实感，鸡蛋碎了一地，上面又慷慨地撒了一层玉米！更别提那味道了！啊，当舍监头儿和和气气地推开自己的房门，把那些吓坏了的女囚们放出来，让她们在走廊里四散奔逃，而每个人都为了自己争相去追她们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妙的节日！

那当然是愚蠢，当然，愚蠢、恶毒、该罚、不可原谅……而且毫无用处：那一类恶作剧并不能改善教师队伍的心性……然而，我至死也不会去后悔我的那群母鸡、我的那条鲱鱼，和那些被我割了舌头的可怜的牛。连同我那些疯疯癫癫的小人，它们都是我那「帮」的成员。

9

一条教育学上的常律：除了极少数例外，孤独的复仇者（或者阴损的捣乱者，这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从不自首。就算闯祸的是别人，他也不会去告发。是团结吗？不一定。更像是一种快感：看着权威在徒劳的调查里耗尽气力。任凭全体学生被惩罚——被剥夺这个或那个——直到肇事者自己交代，他无动于衷。恰恰相反，这反倒给了他一个契机，让他终于感到自己是某个共同体的参与者！他同所有人一起，谴责让那么多「无辜者」替区区一个「肇事者」受过真是「恶心」。惊人的真诚！他自己正是那个肇事者，这一点在他眼里已经不再重要了。通过惩罚所有人，权威让他得以转换了音域：我们不再处于事实的秩序之中——那是调查的地界，而是来到了原则的战场；而他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少年，公平恰恰是他绝不妥协的一条原则。

「——他们查不出是谁干的，就让我们全跟着受罚，真恶心！」

随你怎么骂他懦夫、小偷、骗子或旁的什么，随你让一个声如洪钟的训导官当众宣告他对「没有勇气承担自己行为」的那类小混蛋的全体轻蔑，他几乎不为所动。首先，因为他从中听到的只是别人对他重复过一千遍的判词，而在这一点上他与训导官完全一致（这份心照不宣甚至是一种难得的乐趣：「对，你说得对，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坏蛋，甚至更坏，你要是知道的话……」）；其次，因为把训导长先生的几件长袍挂到避雷针顶上去的那种勇气，训导官可没有，在场任何一位同学也没有，有过的正是他本人，只此一人，在夜色最深处，在他那份夜行而如今光荣的孤独里。有那么几个小时，那些长袍在校园里化作一面黑色的海盗旗，而永远、永远没有人会知道，那面荒唐的旗帜是谁升上去的。

而如果有人顶替他成了被指控的对象，那么，他还是沉默，因为他深谙此道，十分清楚（与克洛岱尔（Claudel）心意相通，尽管他永远不会去读他）「人也可以当得起的，包括不公正」。

他不自首。因为他已经与自己的孤独达成了和解，终于不再害怕。他不再垂下目光。看吧，他就是那个目光澄澈的肇事者。他把这份独一无二的乐趣深埋进自己的沉默里：*没有人会知道，永远不会！*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他就容易对自己立下誓言。

但他体味得最深的，是那种幽暗的喜悦：在那些知识的既得者眼中，他变得不可理解——而正是那些人责备他对什么都理解不了。他总归是给自己发现了那么一种本事：让那些吓唬过他的人心生畏惧；他从中获得强烈的享受。没有人知道他做得出什么，而这很惬意。

犯罪的诞生，就是把智力的全部官能秘密地投资进狡黠之中。

10

可如果只盯着那些地下报复，就会把我这个学生想岔了。（况且，那三件长袍，并不是我挂的。）快活的差生，在夜里密谋复仇的行动，童年惩罚的隐形佐罗（Zorro）——我倒希望自己能停留在这幅天真烂漫的画面里，只是我同时也是——而且首先是——一个为了换取大人一道善意目光而愿做任何妥协的孩子。偷偷去讨老师的认可，紧贴一切循规蹈矩：是的是的，先生，您说得对，是……对吧，先生，我也没那么笨，没那么坏，没那么让人失望，没那么……哦！当对方用一句干巴巴的话把我打回不够格的境地时，那是怎样的屈辱。哦！反之，当对方抛出两个含糊的善意字眼，我立刻像收藏人性的珍宝一样把它们积攒起来时，那又是怎样卑微的幸福……而且当天晚上，我就要急不可耐地去告诉父母：「我和某某先生好好聊了一通……」好像真是什么「好好聊了一通」似的——我父亲大概会这么想，而且想得很有道理……

很长一段时间，我身后拖着这份耻辱的痕迹。

从我最初的几次失败起，仇恨和对爱的渴望就同时攫住了我。要紧的是去哄住那头学校巨妖。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他吞掉我的心。比如，参与为那位六年级老师准备生日礼物——那位老师给我的听写打的可是负分：「负 38 分，佩纳基奥尼，气温越来越低了！」我搜肠刮肚地去挑选真正能讨这个混蛋欢心的东西，组织同学们募捐，又自己补足差额，因为那件糟糕的宝贝的价钱超过了大家的钱罐。

那个年代，中产阶级的家里都有保险柜。我设法去撬我父母的保险柜，好给我的施刑者凑礼物。那是那种又小又黑又敦实的柜子，家族的秘密沉睡其中。一把钥匙，一个数字转轮，一个字母转轮。我知道父母把钥匙收在哪里，但要找对密码，我花了好几个夜晚。转轮，钥匙，门不开。转轮，钥匙，门不开。门不开。门不开。你会以为永远打不开了。可突然间，咔嗒一声，门开了！你惊得目瞪口呆。一扇通往大人秘密世界的门打开了。就本案而言，里面的秘密倒是相当乖巧：几张债券，我想；一些躺在那儿等着复活的俄国债券；一位舅祖父佩戴过的军用手枪，弹匣是满的，但撞针已被人锉钝；还有些钱，不多，几张钞票，我便从里面提取了筹办礼物所需的「什一税」。

偷窃，只为买大人的爱……这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偷窃，当然，也没买到任何人的爱。事情败露，是在同一年：我送了我母亲一件当时正流行、贵得离谱的丑陋日本假山水盆景。

这件事带来了三个后果：我母亲哭了（这是很少见的），她确信自己生了一个会撬保险柜的贼（这是她的小儿子唯一显出无可争议的早熟的领域）；我被送去寄宿；而我毕生再未能偷过任何东西，哪怕偷窃后来在与我同龄的年轻人中间成了文化上的时髦。

11

如今，凡是把青少年结帮仅仅归咎于郊区现象的人，我要说：你们说得对，是的，失业，是的，被排斥者的聚居，是的，族裔的抱团，是的，品牌的暴政，单亲家庭，是的，地下经济的滋长和五花八门的非法买卖，是的是的是的……但我们要当心，别低估了唯一一件我们个人能够着手干预的事，而这件事自远古的教育年代起就存在了：不理解的孩子那份孤独与羞耻，他迷失在一个人人都理解的世界里。

只有我们能把他从那座监狱里救出来，无论我们有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救过我的那些老师——也是把我造就成教师的人——并没有受过那样的训练。他们不追问我的学业残障的根源。他们不浪费时间去寻找原因，也不肯多费口舌说教我。他们是面对身处险境的少年的成年人。他们觉得事情刻不容缓。他们扎了下去。

他们没能一下抓住我。他们再度扎下去，日复一日，一次，又一次……终于把我捞了出来。还有许多人跟我一起被捞了上来。真真切切，是他们把我们「打捞」上来的。我们欠他们一条命。

12

我在旧纸堆里翻找我的成绩单和文凭，却翻出一封我母亲保存的信。信的落款是 1959 年 2 月。

那时我十四岁零三个月。我读四年级。这封信是我从第一所寄宿学校写给她的：

亲爱的妈妈：

我也看到我的分数了，我恶心透了，我真的受够了（原文如此），当人已经努力到在一个晚自习里连着做两小时作业，代数作业却只得 1 分（原文如此）的时候，唉，这真是够让人灰心的，所以我也就全都撂下（原文如此）去复习考试了，我的「应用题」得了 4 分，这大概足够说明我是趁着数学课（原文如此）在复习我的地质学考试的，等等。

我不够聪明也不够用功，没法子继续读书了。我对这没兴趣，一关在卷轴纸堆里（原文如此）我就头疼（原文如此），我英语一窍不通，代数一窍不通，拼写一塌糊涂（原文如此），那还剩下什么？

玛丽-泰（Marie-Thé），我们村——拉科尔叙卢（La Colle-sur-Loup）——的理发师，我自幼就认识的年长女友，最近向我坦言：我母亲在烫发罩下敞开心扉，向她倾诉了对我的未来的担忧；她说母亲稍有宽慰，因为已经从我哥哥们那里得到了承诺——在她和父亲离世之后，他们会照顾我。

还是同一封信里，我写道：「您有三个聪明又用功的儿子……还有一个差生，一个懒鬼（原文如此）。」接下来是一份对我哥哥们的成绩与我的成绩的对比研究，以及一份措辞激烈的恳求：请停止这场屠杀，把我从学校里带走，送我去「殖民地」（军人家庭），去「一个小破镇（原文如此），那儿（原文如此）才是我唯一会幸福（原文如此）的地方」（底下划了两道线）。说到底，被放逐到天涯海角，是梦想里的下策，一个军人之子血统里生出的巴尔达米（Bardamu）式逃亡计划。

十年之后，1969 年 9 月 30 日，我收到一封父亲的信，收信地址是我执教了一个月的那所学校。那是我的第一个教职，而这是他写给这个业已成人的儿子的第一封信。他刚出院，向我诉说着康复期的种种惬意，和他与我们的狗慢慢散步的时光，给我转达家里的消息，告诉我表姐可能要在斯德哥尔摩结婚，隐约提起我们曾一起谈论过的一个小说计划（我至今也没写成），对我与同事们饭桌上的谈资表现出强烈的好奇，一边咒骂邮局罢工，一边盼着安杰洛·里纳尔迪（Angelo Rinaldi）的《总督包厢》（La loge du gouverneur）寄到，盛赞塞林格（Salinger）的《麦田里的守望者》（L’attrape-cœur）和何塞·卡巴尼斯（José Cabanis）的《乐园》（Le jardin des délices），替母亲解释她为什么没写信（「照顾你，她比我更累」），告诉我他把我们那辆 2CV 的备胎借给了我的朋友方雄（Fanchon）（「伯纳很乐意帮她换上」），最后拥抱我，并向我保证他身子骨硬朗。

当年我读书时，他不曾拿一场灾难性的未来来吓唬我；如今在这封信里，他也只字不提我那差生的过往。在大多数话题上，他的语气一如既往地含蓄而戏谑，他似乎不觉得我当上了教师这件事，值得大惊小怪、值得向我道贺，或者值得为我的学生担忧。

总之，我父亲，仍是那一如既往的他本人：一个反讽而睿智的人，渴望在得体的距离上，同我聊聊仍在延续的生活。

这封信的信封，此刻就在我眼前。

直到今天，一个细节才击中我。

他不只写下了我的名字、学校的名字、街道和城市的名字……

他还添上了一行字：教师。

达尼埃尔·佩纳基奥尼，某中学教师……

教师……

以他那笔迹端方的手。

我花了整整一辈子，才听见那一声欢欣的呐喊——以及那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